作者：浙东匹夫
没办法，谁让大明的特产如此丰富，丝绸茶叶瓷器卖到欧洲都能爆赚，荷兰人也不会跟银子过不去。哪怕打仗被揍趴了，该来做生意还是要做。
此后，荷兰人基本上保持了每隔一年半，就有一大批趁着季风的船队抵达大明，往返依然要大约两三年跑一个周期。但后来随着大明方面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攀升，荷兰人跟大明相互切磋，高速帆船也越来越多。
最近七八年，居然还出现了荷兰人问大明的造船厂高价买商船的情况。
更夸张的，甚至有跟大明这边的国有船厂合股开航运公司，一起做大明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
反正他们也没实力彻底拦住大明，在大明换了一个支持航海的摄政王全权代行皇权后，大明自己也可以组织船队去欧洲贸易的。大明的火炮和战舰，也足以威慑各大洋的全部海盗。
只不过大明现在还缺乏跨洲跨大洋的航海人才储备，而且真要指望靠舰炮护航，成本太高。所以才先选择展示肌肉后、给荷兰人一个合股的机会。
荷兰人本着唯利是图的心态，也就接受了。
而买了大明这边建造的、去掉了盖伦船艉楼的平甲板高速帆船后，从欧洲与大明之间往返的航程，也就更快了数成。
原本要航行一年零一点时间的，现在可以堪堪压缩到单程九个月，还能因此刚好凑到季风，中间少等待一个季度，实现一年半往返一个来回。
这次抵达大明的这支船队，就有整整五艘大明建造的平甲板四桅高速帆船组成，他们是去年冬天从阿姆斯特丹启航的，中途还到多佛捎了一些人和货，航行了九个多月后，最终选择在杭州府靠港卸货。
因为船队的高速，这个时代的欧洲海盗的战船，甚至根本无法追上他们，所以一路上非常安全，什么人祸劫截的变故都没遇到，船上哪怕只装了八门重炮自卫，也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船队一靠岸，商人们自然先去市舶司办手续，准备出货进货。而普通没有携带货物的客人，就方便一些。只要在船上滞留短短一日，就能办完全部上岸手续，这在这个时代已经算很快了。
简单办理了一番手续后，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英国血统船长，就忍不住跟旁边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学者，在甲板船舷边眺望着杭州三堡港的景色，顺便指指点点卖弄自己的见识。
这个时代的英国人，已经经过了宗教战争，和把查理一世送上断头台的那几十年变故期，所以世俗学者的地位已经明显比旧时代高了一些。
若是当初查理一世的时代，涉猎理工科知识的学者地位就要比现在低得多，当时还是神职学者霸占学界话语权的时代，更加论资排辈。
（注：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那年（1649），是欧洲大陆上的三十年宗教战争打完后的次年（1648），所以那段时间，欧洲的社会风气正处在全面剧变中。
书里朱树人当初能招募到笛卡尔，其实是卡点了一个历史时机的挂，千载难逢，刚好赶在了1648以前。等英国歌命完成、欧洲宗教开放后，科学家就没那么喜欢往外逃了）
而现在，哪怕是年轻学者，只要做出点成绩，也能赢得社会尊重。那老船长旁边的年轻人，虽然才二十出头，但毕竟是剑桥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以至于老船长都很想在对方面前显摆自己的见多识广，似乎能得高级知识分子一句赞誉，就能脸上有光。
只听那老船长指点江山道：
“这大明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我七年前来的时候，杭州还没开市舶司呢，当时江浙只有苏州太仓和宁波有市舶司。再往南就得厦门、广州才有市舶司了。
如今没想到到处都能接受我们欧洲船舶停靠办理关税了，听说当年的大明老皇帝已经驾崩了，如今是他女婿直接当摄政王，独揽朝纲，这开放和变法的力度，果然锐意。”
那年轻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听了，很是谦虚，问了好几个问题，随后又好奇道：“莱辛·莫顿先生，您说您上一次来大明，已经是七年前了，为什么过去这七年里，您不反复跑这条商路呢？按说你们航海家只要摸清了一条航路，就该充分利用积攒的经验才对。”
莱辛·苏塞克斯·莫顿船长长叹了一声：“牛顿先生，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远东的航路毕竟大部分被荷兰人垄断。七年以前，我们能来，是因为护国公在位时，我大英和荷兰人关系还算不错。
可是七年前护国公过世后，王权复辟，荷兰人跟我们的关系一度就淡了。我要不是这次下定了决心，在查理二世重新发动英荷战争时，直接投敌，也无法再次获得荷兰人的信任。”
这位莱辛·莫顿船长提到“投敌”一词时，倒是丝毫没有任何羞愧的表情和语气，似乎还很光荣。不过这在1660年代的英国很正常，因为有些人就是以反对保王党为荣的。
七年前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复辟，很多不喜欢王室的纷纷外投。而事实上，几十年后，当荷兰血统的威廉三世被请回英伦当新王后，中间那几十年里投荷的人，也全都洗白了。
如今是1666年，而在欧洲那边。一年前的1665年刚好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就是查理二世发动了第二次英荷战争，第二件就是爆发了史上著名的“伦敦大瘟疫”。
后世也有人认为伦敦大瘟疫是英荷战争的附属产物，是战争屠戮催生了瘟疫爆发——因为这场战争和这场瘟疫，恰好都持续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始于1665年春，终于1667年秋。
很显然，眼前这位莱辛·苏塞克斯·莫顿船长，就是因为这两大变故中的前一件，英荷战争而投敌再次踏上远东贸易之路。
而旁边这位艾萨克·牛顿的22岁剑桥毕业生，则是因为这两大变故中的后一件、伦敦大瘟疫，才暂时逃离了英国，打算四出游历留学，晃悠几年。
又因为听说大明这几年在化工方面研究领先世界，对各种驱虫消毒瘟疫防治很有研究，牛顿就想来见识见识，亚洲人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防止鼠疫流行（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是一场鼠疫）。
或许此时此刻，艾萨克·牛顿的心态，就跟另一个时空20世纪初、东渡留学、试图学医救国的鲁迅先生差不多吧。年轻的牛顿，肯定觉得“来大明学医可以救英国”。
所以当牛顿听说了莱辛莫顿船长是因为不满查理二世才投的荷，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要不是对方这一投，他也不可能在启航时回多佛接点故旧一起跑，牛顿也没法阴差阳错赶上这趟船了。
两人观望了一会儿，很快进了杭州城。
莫顿船长虽然七年前来过大明，但毕竟上次去的是苏州和南京，对这杭州也是初来乍到，因此很觉新奇。
牛顿就更是哪儿都没见过，完全一副乡下人进城的样子。
两人进城后，自然先直奔最繁华的市中心，然而还没等他们见识大明的真正繁华，刚到官巷口，他们就看到了一大堆人在围观处刑。
“不是说大明是文明礼仪之邦么？看来在行刑方面，倒是跟欧洲一样，都喜欢公然示众。而且这些刑具看起来好可怕。莫顿船长，你会汉语，能打听打听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么？”
莫顿来过几次大明，已经把语言学得略同皮毛，就连比划带说，找了旁边一个戴方巾的秀才问了情况，扭头跟牛顿卖弄：
“听说这些人是犯了教唆欺诈大明朝廷发放的助农借贷，金额特别大，而且是组织者，所以被判了腰斩。其他轻一些的，有普通的斩刑，至于那些被教唆具体施行的骗贷农户，都是流放澳洲、婆罗洲、九州、黑龙江。”
牛顿闻言恍然大悟：“这就跟我们英国的契约债奴一样是吧？欠钱不还金额大了，就流放弗吉尼亚？”
莱辛莫顿：“差不多吧，不过咱毕竟还有自愿去的呢，四十年前，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开过一条三桅盖伦船‘五月花号’，送了百来个自愿去美洲的自由民。我家可是普利茅斯的航海世家！”
第四百八十八章 留学生牛顿眼中的大明
毫无疑问，艾萨克牛顿在钱塘县官巷口看到的行刑场景，
正是小康四年秋、大明朝廷正式开始收网、对此前阳奉阴违抗拒变法、实则从朝廷的惠农信贷中套取骗贷的歹徒，进行最终总清算的场景。
朱树人通过姚启圣和张世鹏这两个白手套，姚启圣唱白脸，张世鹏唱红脸，放水养鱼引蛇出洞，最后一网打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
而且朱树人自问，他毕竟是21世纪回来的文明人，所以他的放水养鱼，也并不存在“不教而诛”的问题，因为他的尺度都是拿捏得很好的——
哪怕按照21世纪的法律，金融机构在发现自己被骗贷侵权之后，好歹还有两年的“诉讼时效”呢。
如果放水养鱼超过两年，那可以说是钓鱼执法，不教而诛。
而大明从小康二年开始放惠农兼并土地的贷款，到小康四年秋收网，如果从“知道或可能知道被侵害事实”算起，绝对是不满两年的。
这按照21世纪的诉讼法时效都毫无问题，挪到17世纪就更是绝对的仁政了，比孔子诛少正卯还仁。
随着朝廷的收网，那些首恶分子在被抓到足够证据后，立刻从严从重处置。其他骗贷还不出的普通刁民，则处以流放。
这一切实施后，还需要朝廷的宣传部门加紧着力宣传，把声势闹大，从而起到了一个立竿见影的示范作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让后来者引以为戒，知道朝廷的取证能力和执行力度。
……
牛顿和那船长也还算有钱人，不想直接挤在街头看热闹，
莫顿船长就掏了一个银币，请牛顿到街角的茶楼上，点了一些茶点，居高临下边看边打听——
明朝的钱塘县官巷口，基本上也就是相当于21世纪初、杭州解放路上那家最老的新华书店那旮沓。
茶博士把龙泉窑盏的雨前龙井摆在莫顿船长和牛顿面前，又上了四色点心。
牛顿小心翼翼地端起那个看起来在英国能卖好几英镑的茶具，见到里面黄绿色的汤水，顿时有些后怕，总觉得这玩意儿像巫毒汤。
莫顿船长显然比他懂行得多，得意地抿了一口，然后用给乡下人扫盲的语气显摆：“放心，茶本来就是绿色的，是漂洋过海发酵了，才变成棕褐色。”
牛顿这才喝了一口：“伦敦的茶比这浓郁多了。”
莫顿船长不由笑了：“在大明，茶叶以清淡为贵，你要浓郁苦涩，那种几便士一磅、拿镰刀割的树叶子就能做到。”
牛顿大惊：“什么？在大明最便宜的茶叶只要几便士一磅？那你还好意思在伦敦卖八先令？”
莫顿船长两手一摊：“我两年的航行时间、补给、风险不要钱？才涨价三十倍已经很良心了，完全是看在上帝的面子上。”
两人扯了几句茶叶和茶具，很快又把话题拉回行刑上。牛顿坐到了二楼，视野也就更全面了，他终于看清了面前那个刑具的全貌，不由啧啧称奇。
“那些明国人不是说首恶被判了腰斩么？怎么会需要如此巨大的刑具来行刑？这看上去像是一种依靠自身重力的滑轮铡刀？您原先见过么？”牛顿很快就分析出了那刑具的原理，不愧是未来的力学大师。
莫顿船长耸耸肩：“我七年前也没见过，问问那卖茶的吧——说起来，你要是真打算来大明游历、留学的，就该好好学习汉语，老是指望我翻译怎么行。”
“我有好好学！船上这九个月我已经认了几千个汉字了！也能翻译其意思！我现在只是还没掌握口语发音！”事关学霸的尊严，牛顿立刻指出了对方恶意揣测的不合理之处。
古代朝鲜人、扶桑人学汉语都是这样的，先学认字和纸面笔译，然后才是口译。因为文字有字典可以借助，而口语却没有留声机可用，没法储存标准发音。
这种情况尤以宋神宗、哲宗时最严重，一堆堆扶桑僧侣商人跑来中土，就算会汉音也假装不会，然后恭恭敬敬送礼磕头求学，找苏东坡笔谈。
苏东坡被对方的学习诚意所感，不疑有诈，就写小纸条回复。谁知那些卑鄙的扶桑人转头就送回扶桑拓印雕版。哪怕只是一句“吃了么”，都要裱起来作为镇寺之宝。
今时今日，牛顿学汉语的艰辛，也跟那些卑鄙的扶桑人差不多吧。
莫顿船长倒是没闲心再敲打牛顿的汉语学习水平，他用汉语跟茶博士打听了一番后，就又来牛顿这儿现学现卖：
“听说了，这种刑具就是这两年刚发明的，据说是摄政王亲自吩咐科学院，搞一个仁慈省力一点的处斩工具，给刑部使用，以取代传统的凌迟、腰斩和斩首。
这种断头台用滑轮把沉重的刀刃卷扬起来，靠重力直接斩断，就不需要依赖刽子手的经验了——
据说，是因为大明如今善政治理，远过往昔，每年处刑的犯人数量大减，各地都没法维持刽子手的手艺了，老一辈刽子手年老不干后，新一辈的手艺青黄不接，只好用断头台。”
原来，这一行英国佬看到的刑具，正是原本一百二十年后才会诞生的断头台。而且朱树人让人造的断头台，是一步到位的，没有走弯路——
历史上路易十六一开始发明的断头台，刀刃是平的，很容易卡住，一次性彻底斩首的可靠性不高。最后在法国大歌命过程中，经常一次性砍不断，才想到改良成斜刃。
如此一来，沉重的刀体砸下来时，可以增加压强，从一侧往另一侧逐次拉过去，把颈椎切断，甚至还可以用来腰斩。
在大明这边，朱树人治国这些年，死刑逐年下降，当然也是一项了不得的德政，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毕竟按照唐朝人的实录说法，李世民当初标榜自己“贞观之治”，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贞观年间，死刑最少的一年，全国只砍了三十几个人”。
刑部和大理寺的人也是读过史书的，这些年也没少拿这个指标歌功颂德。此次断头台一出，更是当成“因为死刑太少，导致刽子手手艺生疏青黄不接”的铁证，大肆宣传。
与此同时，为了让这个德政的产物好好充分利用，连从宋辽时期传下来的凌迟，都被废除了，更是堪称千古德政。
当然，考虑到十恶不赦谋反大逆的罪行还是太多，为了能接轨，一下子不能跨度太大。普通的腰斩有点不够花，那就临时加设了多段腰斩。
此前凌迟至少是八刀斩，最多可以到三千多刀。改成断头台腰斩后，最重最重的一级，也只是八刀腰斩，然后还有五刀、三刀和最常见的一刀。
牛顿和莫顿船长好奇地观摩了一会儿，下面很快就开始行刑了。
今天最重的一个犯人，就是这一轮杭州府试点助农骗贷手法的发明者，还组织传授了自己的手法、层层发展了数千名符合申贷条件的转籍农户套现，从中抽佣赚取差价大头，直接涉及的银子起码有几十万两。
更关键的是，这种渣滓哪怕放到后世，也是属于“诈骗金融机构”的，比普通诈骗量刑何止重上好几级。何况如今是在大明，敢诈骗大明朝廷的直接放贷，因此最后被判了三刀腰斩。
刽子手先把这厮两条小腿塞到断头台底下，然后哗地放下铡刀，把其双膝以下铡断，然后再挪到腰胯以下，再来一刀，最后趁着还没失血而亡，把脖子放上去，最终结果掉，三刀四段。
牛顿看得心惊肉跳，暗忖：那要是大明这边最重的重刑犯，怕是就要从脚往上切，八刀九段了。不知得是何等大罪，才会遭此极刑。
这些外国人看得啧啧称奇的同时，杭州府的普通百姓，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刑具实装，此前几个月刚发明出来的时候，断头台只在南京用过。
百姓们自然也是兴致盎然，看完三刀四段的，又看了其他几个相对次要的组织者，都是一刀腰斩再一刀枭首。
罪至死的一共也就七八个，砍完后，官府又拉了数百个被枷号示众的到人前，找了几个大嗓门的公人宣讲其罪行和判罚。
“这些都是恶意骗取朝廷助农借贷！经催收还拒不清缴的！骗贷不还，本金超过一百两的，即日流放澳洲垦荒！
未还本金不足百两超过八十两的，流放婆罗洲！六十至八十两的，流放九州岛！四十至六十，流放虾夷！四十两以下，流放黑龙江！
朝廷如今待屯田垦荒的边地有的是！敢诈骗朝廷、想试试国法的，可以尽管看看他们的下场！今日三堡码头便有海船接送，即日送去澳洲和婆罗洲的罪人上路！
朝廷也花得起这个钱，就当是五十两买命，换罪人去边地自生自灭、死前好歹把生地变成熟地！能有多少活下来，就各安天命了！”
朱树人还是很仁慈的，他最后让张世鹏和姚启圣量刑时，并没有按照利滚利算罪证轻重，而是只算了本金。如果本金就有一百两完全没打算还，等到十年按揭期满，那都是至少本息总计三百多两了。
官府宣布完之后，就有七八百号重刑之辈，被押送着往城南而去，出了城门，直奔钱塘江边的码头。那儿有几条四桅高速帆船等着，每船大约运两百号犯人，分别去澳洲和婆罗洲。
旁边围观的百姓，原本也极少有听说澳洲和婆罗洲究竟在哪儿的，大部分平民也不爱学习地理。
此刻刚经受了切片腰斩的视觉刺激，马上就给扫盲地理，这学习效果就很好，
众人窃窃私语之间，很快就大致弄明白了“澳洲是极南烟瘴之地，比从江南到越南的距离还要往南四倍，婆罗洲也有至少比越南还南三倍。
去澳洲的水土不服、三年里起码十死其八，去婆罗洲也得三年至少死一半。若能熬过前三年，身体适应了当地瘴气毒疠、蛇虫鼠蚁，那后续活下来的机会才大些”。
听说有这么恐怖之后，大部分原本还心存占小便宜思维的百姓，立刻就被震慑住了。这收益和代价，以及被抓的风险，实在是不成比例。
关键是朝廷如今查账貌似效率非常高，估计那些人早就被盯上取证了。
……
大明处理金融诈骗的瓜，就足足让牛顿等人吃了一个下午。
喝完了茶，用完了甜点，莫顿船长还忍不住让牛顿点评几句：“你觉得大明这边对于经济犯罪的治理，跟我们英国比如何？”
牛顿耸了耸肩：“说实话，看起来比英国精细。至少他们跟罗马法一样，有严密的条款，量刑和取证也比英国严密些。我对此番来到大明，能不能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回去救英国，更加有信心了。”
英国人一贯用的判例法，而17世纪其精细程度还是相对原始的，不如荷兰和法国，这方面也得工业歌命之后才渐渐赶上去。所以牛顿这么说也不算跪舔。
至于酷刑什么的，他也觉得很正常，无非就是腰斩多剁了几刀，但至少没有刻意延长罪犯的痛苦时间——西方人把人钉死在架子上，或者穿刺在尖木桩上，直至血流干而死，可是有可能持续痛苦上一两天才死的。今天这些腰斩，哪怕最慢的，一刻钟就死透了。
莫顿船长原本没听牛顿说过他留学的具体目的，此刻被牛顿带歪了楼，他才顺着往下追问：
“那你这次来大明，到底是想学些什么？有计划了么？据我所知，要搞学术，还是得去南京，在杭州这儿久留没什么价值。
大明这边只有一所科学院和一堆研究所，可不像我们欧洲那边有很多大学。他们的‘国子监’，也完全只是教授伦理的，你就当是神学院好了。”
牛顿显然早就胸有成竹，对这个问题想都没想：“当初启程时最初的决心，当然只是想来观摩一下大明的‘化学’成就，这几年在欧洲，经常听荷兰商人回来传说，说大明又造出了新的毒杀害虫蛇鼠的药物，还有其他惊人的成就。
要是能学到怎么解救伦敦大瘟疫就好了。这件事情要是能有着落，我就安排人先回国，把成果翻译出来。我自己，想再留着观摩一下大明这边对光学和力学的认知。
前几年，读到一本笛卡尔先生晚年的遗作，听他书中介绍，大明这边的摄政王以及他的一位夫人，居然也是对力学见识不凡之人，还提到了几个关于运动的猜想，
只可惜最新的成果都是汉语，笛卡尔先生遗作里转述的也不够详细，看来一定要学好汉语，才能跟我心中所想印证一下。”
莫顿船长不懂这些，他只能端起酒杯祝牛顿好运了：“那就祝你好运，我打算留在杭州和苏州进货，这次来大明不打算去南京，这一路你自己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