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袋外的麦芒
富弼担心陈升之跟王安石再犟起来，赶紧把话题引到这两个法令上。
没时间了，时间太紧了，朝廷必须尽快定下来，然后提前跟州府郡县的官员通告一声，避免大朝会出现乱局。
说实话，富弼再一次呗官家震了…～这两个法令若能实行，对国朝意义重大。
“科根据吏部考评的内容来设置五年规划的标准……”
“由六部九卿确定国朝的五年规划，然后再根据一定的标准分给州府郡县…～”
“从下而上，朝廷可以有效的对比各地的不同，而从上而下，却容易形成任务摊牌的结局…～”
“应该将役兵法的兵源，工坊城的产业，市易寺的易货以及贡院的士子推荐一并列入规划…～”
“既然是五年规划，就应该提及若实现不了规划目标，如何惩戒主官和责任人的条例条令……”
“第一次大朝会，三级决策制刚刚推行，又是第一次要求五年规划。我以为应该给朝臣们适应的时间…～”
有富弼的引导，内阁成员已经忽略了是否可以推行的讨论，而是直接进入了如何做规划的问题。甚至连那个重大事项统领制都丢一边去了。
因为，重大事项统领制，或者说责任制…～很显然是官家针对河湟开边的法令，是必须要通过的。
关键是，是不是内阁统领，也只与王安石相关。所以，大家直接忽略了。
前几天刚刚抬举的王子纯，抬举了河湟开边，也都明白了官家的意图，就没必要再商讨了。
五年规划这个说法，这是涉及全朝堂臣工的，甚至对各位内阁分管朝廷的工作也有益。
赵曦很欣慰，从现在讨论的热情来看，他提名的这一届内阁，还是相当有责任心的，也都是有意做事，有意改变大宋现状，有意留名千古的能臣。
对了，忘了，还有一个司马光，因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到了紧要关头，没来掺合议事。
不管怎样，赵曦还是挺欣慰的…～这是一个相对团结的集体。
第613章 又捎带其他目的
大宋的朝臣，真的算不上励精图治，通常情况下，耗费在玩乐的时间要比理政的时间多很多。
即便是赵曦推行监察衙门，也没有在这方面去禁止。
比如饮宴，比如游玩，比如家妓，比如合同制婢妾，比如官员捧花魁，比如臣工争娇娘等等。
赵曦后世记着的，那些传承的诗词，不是卿卿我我就是花天酒地，也说明国朝的风气是怎样的。
朝臣从来没有紧张过朝政，就是来参加大朝会的也一样。
结果这几天不一样了。
当内阁把五年规划的提议通过以后，进京的朝臣开始忙碌了。
因为官家开始不断的召见朝廷各衙门主副官，每一位官员最少一个时辰的奏对时间，让处于汴梁的官员突然紧张起来了…～
没办法，赵曦也知道太仓促了。制定一个国家的五年计划，肯定不应该是这么短时间能做好的。
五年规划，是涉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大课题，是需要前期调研，充分论证，共同参与等等诸多流程后，才能制定出一个符合实情的规划。
而如今的国朝，根本就没有过先例，甚至没有过这种思维…～或许也不能这样说，富弼韩琦说过的二十年不言兵事，应该算是规划类的建言。
现在，赵曦提出了用文字形式，形成大宋的五年发展规划…～
这个规划的基础是什么，内容包括那些，五年后要发展到什么程度，推行那些措施，采取那些办法，各州府郡县如何分配任务，六部九卿衙门又担负什么责任等等，都需要一一阐述。
鉴于朝廷臣工，包括内阁大臣都没有一个形象的概念，只是被接受了官家的理念。赵曦不得不自己来完成。
好在当下的社会分公还没那么详细，好在这是一个新的理念…～反正除了他赵曦，也没人懂。
尽管只需要做出一个框架来，赵曦还是想尽量做的可行，所以，他不得不召见朝廷各衙门的主副官，逐个了解国朝的实际情况。
这也有个好处，他能对国朝有个大体的认知。
可惜，朝臣们真有点让他失望。
“这是第六个被官家训斥的了！”
韩琦这话针对性很模糊，好像是说官家严苛，又像是说臣工无能。
“训斥？以我看就该贬黜！衙门主官不知道衙门的事务，有何颜面居朝堂之上？”
这种事不用专门打听，朝堂都流传了。张方平也有门生故旧找上门求指教的。
“官家这是要盘底呀！”
富弼模模糊糊的能触摸到官家的意图。不太确定。
“盘底？”
陈升之疑问。
“就看官家召见臣工的奏对情况，好像还真是盘底，也确实是在盘底。不过，官家提出的五年计划，是必须有现在的底数才能制定计划的。”
王安石不觉得那些官员不该被训斥，也认为官家这番操作有必要。
“如此看来，我等内阁大臣也有点不称职了。待官家有了样本，就该我等介入了。”
富弼自觉有点惭愧。
当天议事，内阁大臣是通过了官家五年规划的提议，可对于如何制定五年规划，都不条理。
时间太紧，官家为避免出现反复的错误，就先自行拟定了。这对内阁大臣而言，确实有点不长脸。
“有点求全责备了！”
韩琦的这话倒是没人反驳。也确实有点求全责备了。
听到的官家问话：国朝一年有多少新生儿？各州府郡县新生儿又有何差异？国朝去岁的耕田多少？开荒多少？分别是在那些州府？种植那些作物？亩产多少？国朝五谷种植的比例，各州府郡县又有什么差异？
我的天呀！他们这些内阁也算是能吏了，可即便是他们遇到这样的问题，也一样是一问三不知。
官员的考评，开宝九年制定的官吏考核标准，即：政绩尤异者为上，恪居官次、职务粗治者为中，临事驰慢、所莅无状者为下。
也就是说，确乎有突出政绩的，可评为优秀；谨慎治理官事，能大致履行职责的，可算为中等；做事拖拉，应付了事的，则为下等。
这些考核标准重在对慢作为、乱行政的严格约束，强调的是官吏政绩。
景德元年，在原来考核内容的基础上，加大了廉洁自律的比重，即：公勤廉干，文武可取，利益于国，惠及于民者为上；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声者为次；畏懦而贪，漫公不治，赃状未露，滥声颇彰者为下。
天禧元年，朝廷下诏：及三岁，不限中外职任，但非曾犯入已赃，令审官院磨勘以闻，当议迁陟”。
为了保证实现绩效考核目标，还细化了考核内容，制定了配套律令，如《宋建隆重详定刑统》《吏部七司法》《景定吏部条例》《减展磨勘律》《守令四善四罪》等，对请销假、值班、从驾稽违、公事稽程、请求公事、枉法赃、受所监临赃等皆作出了明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