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生从锦衣卫开始 第411章

作者:半章水墨

早在当年为秦公之时,为了筹措军费,天子命人琢磨盐的改进,后改进之后,白花花的雪盐,几乎是以降维式打击,席卷了天下盐的市场。

这白花花的雪盐,在曾经,也是支撑起大恒那畸形财政的最重要一个支撑。

到现如今,也就是改善百姓生活环境的一项关键存在。

而“住”之一项,则关乎于房屋,这一项,大恒朝廷,几乎没有任何政策帮扶,也没有任何政策限制。

这就是天下百姓的私事了,在如今的昭武大环境下,对绝大部分百姓而言,只要不是懒汉,绝对是劳有所得。

而相关的民生物资,又有朝廷严格调控限制,皆是堪称物美价廉,百姓们干个几年,绝对是家有余财,起栋新房子,也算不上什么大难题。

所谓衣食住行,也就只剩下行之一项了,这一项,对百姓重要,对天下,更重要。

时至如今昭武九年,按工部的汇总统计,北方各省之重城之间的官道,基本已经完成水泥铺设的改造,南方的官道改造,则滞后许多。

在南方,行的重心,反倒是在于河道水系的修缮与畅通。

毫不夸张的说,在如今的北方,若行陆路,只要走水泥官道,哪怕依旧是骡马通行,但路程之间所需要的时间,俨然缩短了十倍且不止!

官道的畅通,带来的,自然便是商贸的愈发繁荣。

要知道,路途,不管在哪方面,皆是最为重要因素。

就好比曾经前明时期,天子率军从京城北征草原,大军所需粮草,皆靠民夫手扛车拉,路途崎区不畅,后方准备一百石粮草,能有十石抵达前线,供应大军征伐,便已是极其有效的一个比例。

有时候,哪怕只是数百米的崎区之路,也足以让运粮队伍受阻数天,而数天时间。

要想富,先修路,这一句话,不管在哪个时代,皆是母庸置疑的至理名言!

联络的畅通,带来的便是商业的繁荣,商业的繁荣,带来的便是民间之财富增加,民间之财富增加,带来的……便是民富国强!

显而易见,如今的大恒,对草原与西北,哪怕不论国力,不论物产,就生产力而言,便可以说对草原及西北藏地是降维打击。

工业生产的廉价纺织品,对草原之寒冷,显然是必须品,如今大恒已有富余的粮食,对草原,也是母庸置疑的必须品,还有煤矿,精美的瓷器丝绸,对草原贵族,也是身份的象征……

而这些,还只是普通的民生物资。

还有对游牧民族堪称命脉的茶叶,还有大恒已经数次革新的军械火器,还有大恒如今已经跃迁的冶炼技术带来的钢铁产量跃迁式提升……

而草原……有什么是大恒需要的?

牛?羊?战马?毛皮?

如今之大恒,可没有龟缩在边镇防线之内,边疆城墙之外,虽名义上还非大恒国土,但实际上,早已辐射到了边疆城墙之外。

这些东西,大恒纵使缺,也绝不是必须品。

显而易见,当根本没资格讨价还价后,对草原与西北而言,那就是一切都得被动接受。

海量的财富,将会被大恒掠夺,话语权,也会在这商业经济掠夺过程中,一点一点的被大恒掌控。

而大恒的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些,财富掠夺,最终流入国内,又必然会在国内流通。

财富的流通,就必然更加广泛!

而对朝廷而言,不流通的财富,没有任何意义。

就如那地主老财家埋藏在地下的钱银一般,只要那财富,一天不拿出来流通,对一个政府而言,这财富,就没有任何存在意义。

财富只有流通了,对国家,对天下而言,才是好事。

外贸内需,海量的财富流通,纸币的愈发通行……

这其中,大恒得到的好处……数不胜数!完全足以盖过其中的些许弊处!

第六百七十七章 钱庄

只不过,在大恒,想让财富流通起来,却也并非那么容易。

天子想要的财富流通,是极具相对性的。

即……百姓有余财,这些财富,可以大部分存着不动,只有少量流通也无妨。

而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士绅豪商们的财富,才是天子希望财富流通的主体。

百姓家家户户有余财的情况下,天下百姓的抗风险能力,必然大大提升。

哪怕天灾依旧绵延,只要朝廷调控住了市价,家有余财的百姓,也绝不至于如大恒现在这般,若是算上前明那些年,十几年时间里,一个国家极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却皆丢进了赈灾的无底洞之中。

而这些钱粮,本该有其他很多用处。

甚至可以说,若没有这绵延的天灾,哪怕灾情之下的百姓,没有那么的民不聊生,草原与西北,恐怕早已平定。

百姓抗灾能力的缺乏,这天灾的绵延,就是给大恒戴上了一个厚厚的枷锁,限制着大恒的前进。

掌握大部分财富的士绅豪商之财富流通起来,才是财富流通的真正意义所在。

想法很美好,但现实,无疑很是骨感。

在时代的大环境下,这个天下,绝大部分握着财富的人,都倾向于将财富存放传家。

哪怕是最底层的百姓,家有余财,也更倾向于买地,种地。

完全就是一个仓鼠积财的社会大环境。

哪怕现如今,大恒对土地,有着极为严苛的管制政策,但,社会的主体财富,却也依旧更倾向于存储,而非流通。

如今财富流通的主体,依旧是新势力,即以武勋为代表的商业流通主体,而握着天下相当一部分财富的传统地主士绅,依旧固步自封,守着财富,想要躺在家里压榨百姓,收着租子。

完全可以说,“收租”二字,已然是浸入绝大部分汉民骨子里的习性。

但如今,收租这个习性,显然还没有发展到后世那般,用房地产收租,现如今,收租的主体,就是土地兼并,利用土地兼并,使得百姓无地可种,无粮可吃,只能当佃户,被压榨。

如此,显然与当今大恒的政策,极为不符。

但,很多时候,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年,大恒落马的绝大部分官员,也皆是因为如此。

为了改变这个惯性,天子所施之策,亦是不少。

如土地改革,以田亩征农税,限制土地兼并,如对商业的扶持推行,试图改造收租这个习性。

如在昭武八年中旬,纸币流通开来之后,就曾下旨,改革大恒钱庄的存储与拆借之政策。

在这个时代,钱庄的存在,虽其职能已经与后世的银行颇为相同,但在一些方面,却无后世,有着天壤之别。

这个时代的钱庄,其出现的起因,只是因为金银铜这种金属货币,在商贸交易之中的笨重。

所以才有了钱庄这种本地存,异地取,亦或者异地存,本地取,这种类似于革新的存在。

故而,钱庄的作用,等于就是帮商人保管货币,让商人免去后顾之忧。

毕竟,若是带着大量金银行商,路上被抢了,被偷了,那就完全是自己的损失。

让钱庄代替保管,再怎么损失,也是钱庄的事。

如此,钱庄的作用,显然在于帮着保管,故而,钱庄一直都是会收取保管费用。

而非后世那般,存钱,还有利息。

钱庄的另外一个职能,自然就是贷款了,只不过,在这个时代,被称之为拆借。

如某个商行,缺钱,便可拿出可供抵押的货物,亦或者产业,到钱庄进行抵押拆借钱款,而钱庄,则会对商行拆借的钱款,收取利息。

前明末年,及大恒立国前几年,战乱绵延,天下混乱,朝廷财政不堪重负,就曾多次向大恒钱庄拆借钱款,以度难关。

这一点,钱庄和后世的银行之职能,显然差不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拆借这个职能,尚且还好,但存储的特性,却注定了,钱庄面相的群体,是被局限在了一股固定群体之中。

即需要异地商贸交易的商人!

毕竟,若是没有需要,谁也不会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钱,放到钱庄里去消耗,毕竟,保管费,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显而易见,保管存储,这个职能,在某些方面,已然不利于财富之流通。

而这一点,在纸币推行流通之后,亦是表现得更加严重。而随着纸币推行,保管存储,这个职能,显然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

毕竟,钱庄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金银铜金属货币,在商贸交易时不便,才有了钱庄,才有了银票的出现。

而现如今,纸币盛行,这个根本问题,已然不再是问题。

一沓纸币,揣在怀中,便可走南闯北,而且,随着近些年官道改造畅通,大恒也曾借改造道路之机,对各地匪寇进行清剿。

道路畅通,纸币轻便,匪患减少……

这三点,几乎就将钱庄的保管职能,彻底赶尽杀绝。

故而,在昭武八年中旬,天子便下旨,命钱庄对拆借与存储职能进行改革。

随即,在昭武八年末,钱庄上呈的新拆借存储之策,经廷议审核,天子批准,亦是正式在京城试行。

新的存储之策,变的方面,主要有两点。

一便是取消了保管费用,二则是对拆借放贷的口子,又一次放松了些许。

之所以只是取消保管费用,而非如后世那般,增加存储利息,自然是受限于时代。

毕竟,后世之银行,能够给所有储户一定利息,那是因为,银行放贷的群体,太广泛太广泛。

银行存钱越多,银行就可放越多的贷出去,放贷赚的钱,比之那点付给储户的利息,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现如今,大恒钱庄放贷的群体,无疑极其有限。

主要就是一小部分的商行,而商业环境还在起步阶段,放贷群体自然也受时代大环境的限制。

如此,钱庄的收入来源,与后世银行的收入来源,也可谓是天与地的区别。

现如今的钱庄,收入就来源于本身的两项职能。

保管存储及拆借放贷。

废除了保管存储之策,就等于是废了钱庄最大的一笔收入来源。

剩下的拆借放贷职能,在时代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放贷群体极其有限,哪怕朝廷这一次试探性的放开拆借放贷的口子,但能增加的群体,也极其有限,钱庄的收入,更是极其有限。

哪怕增加存储利息,能够给钱庄带来更多的存款,这存款的意义,虽然也不小,但限于时代大环境,意义终究难以施展。

毕竟,金融那一套,天子这个后世之人都弄不明白,只清楚一个大方向,更别说这个时代的官员了。

故而,现如今取消保管费用,便是小步慢走的试探性维持,乃至扩大储户群体。

稍稍放开拆借放贷的口子,也是小步慢走的对钱庄存款试探性的使用。

一切的发展,都得顺应时代而行,钱庄,也是如此,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天下的发展,不仅仅需要天子明悟,也需要天下官员皆明悟时代变化,顺应时代发展。

钱庄的发展,亦是需要钱庄的主体秩序,皆明悟时代变化,顺应时代发展。

这才是良性的一个循环,而非全靠天子拔苗助长,况且,天子也非全能,胡乱的拔苗助长,带来的,只会是祸患!

第六百七十八章 钱不够用

时至昭武九年,整个大恒天下,秩序框架,基本上已经确定,在这个新的秩序框架之中,时间流逝的同时,整个天下,也在这个秩序框架之中,潜移默化的变化着。

天子巡视天下的念头,已然彻底搁置,整日埋身于国事之中,难有丝毫空闲。

满朝文武,亦是围绕着内外军政事物各司其职,唯一的乱局之处,外部北疆,在大恒的干涉下,也彻底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让大恒在北疆的压力骤减。

大恒中枢,亦是步入了一个少有的稳定且快速发展的阶段。

尤其商业的繁荣,在这两年,大恒的商业,俨然又多了几台强而有力的引擎在推动。

一是纸币的出现,带来的贸易交流之便捷。

二是对和硕特部边关商贸的解除封锁,亦是让北疆停滞已久的边关贸易,再次腾飞。

官方层面的贸易体系,以及西北藏地与草原庞大的需求,亦是直接带动着大半个北方的飞速发展。

三则是钱庄拆借放贷,及交通道路的愈发畅通,俨然给商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底气。

而这一切,体现到朝廷中枢的本质,便是商税关税的暴涨!

昭武八年一年之财税收入,已然达到了三千万两白银之多,而这,还仅仅只是财税体系之中的商税与关税。

大恒之财税体系,总体分为三种,一则是商税,二则是关税,三则是农税。

三种税,在这个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下,也没有后世那般复杂。

商税主要是依靠道路,河道,城池设计税卡收取,按不同商品,分别收取不同比例的商税。

而这,还只是针对民间商业,对国有垄断商业,可就不是这般了。

如盐,铁,煤,等等垄断,商税的比例,远远高于民间正常的商业,且,不仅仅比例高,这些垄断商业,每年还皆得上交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至内帑之中。

而关税,在以往,则是指市舶司海贸关税,而现如今,由于放开了西北对和硕特部的边关贸易,故而,也得再加上西北互市关税。

而农税,自然是简单,大恒土地改革之下,是按土地田亩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