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確實需要加以控制,否則越搞越大,最終會演變成政鬥工具，影響國家的政治生態和正常社會秩序，就說這些集會，將正常的生產活動停下來，不去搞生產，反而去搞批鬥，這樣的事情要堅決制止。”
主席點了點頭，緩緩吸了口煙說道:“中央下發一個檔案,以後群眾類批判大會不再舉行，以宣傳揭露為主，黨內及各級政府機關的批判大會也要停下來,以學習反思為主,所以相關活動在十月底前全部結束，今後不得沒有中央命令，不得組織群眾搞集會，尤其不能因為搞批判大會，就隨意的停止正常生產生活活動。”
“好。”總理抬筆記了下來。
十月十二日，中央正式下發了通知,對全黨全軍全國性的‘批林’邉幼龀鲆幎ǎ蠼挂赃動的形式搞批判活動，要求批判不得干擾正常的政府咦骱蜕鐣a生活，並規定十月底前,所有邉宇惢顒尤客Ｖ梗嚓P的通知迅速下發到了全國，大規模的批林邉咏K於恢復了正常。
然而就在十一月年度中央工作會議即將召開的前夕，方葉再度透過五二六局上書,他分析了‘新經濟政策’自一九六四年實行以來有關問題,題認為這個調整性政策如果繼續施行，越到後面將越難以再發揮作用，會像蘇聯的‘新經濟體制’改革一樣，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這一點書記處的四位書記自然知道,當初方葉就向主席幾人講述了‘新經濟政策’和蘇聯‘新經濟體制’的目的和作用，前者在國內被稱為‘調整’這就意味著中央高層從一開始就認識到它並不能解決當前國內的實質性問題，‘改革’一詞是談不上的。
而蘇聯不同，他們認為自己的‘新經濟體制’是一場改革,實際上,這種所謂的‘改革’既沒有改變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也沒有改變原有的分配結構，只是將國有企業管理方面進行了一些改動,而且還是試點性質,根本就沒有在蘇聯全國推行。
蘇聯的這場‘體制’改革,以工業企業利潤為切入點,要求在保持國家繼續保持計劃體制的提前下，減少計劃指令，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同時加入利潤和價格機制，甚至還允許貨款等方式來刺激生產。
這套方式就當前愈發教條的蘇聯國有企業體制來說,無疑是一個有一定效果的方式，不過它的問題也很大，首先便是缺乏長久的規劃,現有的計劃體制因為意識形態原因不敢打破，導致這場‘改革’能做的只是小修小補。
其次,‘改革’缺乏系統性,蘇聯的這場改革只針對企業自身的管理體制和機制進行了小規模的修改，但是對於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權與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之間的深刻矛盾又不敢做出改革，不敢動計劃體制一分一毫,同時國有利潤分配與企業利潤分配之間的深刻矛盾同樣如此。
除此之外，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權自主了（實質並未能真的自主)，但是其生產成本、銷售渠道、價格因素又未能全面改革，只是一味的擴大了企業自主生產權力和部分利潤分配,而銷售、價格因素的變化並不大,所謂的價格競爭事實上依舊還是老套路。
如此一來，問題就大了，生產的越來越多，分配的問題沒能做出改變，社會的消費需求與大規模生產之間又出現了矛盾，直白的說，就是生產出來了，但是社會需求沒那麼多，而且企業內部的改革也不徹底,其改革並未是一個簡單的‘擴大自主經營權’就能解決。
蘇聯國企內部早早就實行了‘廠長負責制’,並且持之以恆，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這一套也玩廢了，所謂的廠長負責制，實質上是上級管理官員在操控,企業內部的升遷，要麼上級指定,要麼就是受到廠黨委—把手的強力干涉。
作為廠長，他實質上就是一個‘背鍋俠’，企業利潤下降,企業管理不善等所有問題,廠長要負責，但是他在廠內管理上，又並不能‘一言堂’，甚至連真正的決策權都沒有，上級和廠黨委將其控制得死死的。
面對這種情形,廠長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得進行妥協，於是乎蘇聯國有企業內部就迅速的形成了利益集團，廠長若不跟他們苟合，很快就會被人整下去，而到了利益分配環節，廠長同樣說了不算。
上級、平級及各管理層將大量的人員安插進了企業內部，不僅完成了對企業的實質控制,而且奪走了分配權。
比如在計劃體制下,企業的資源分配問題,廠長根本無力解決，而那些有關係的可以走後門，為企業拉來資源,企業由此獲得了更多的生產指標和利潤，由此從上到下形成了穩固的金字塔結構，廠長處於中間位置,他自然也就失去了分配權力。
行政體制下的國有企業，早已被官僚控制,成為了官僚的利益分配器，企業內部充滿了官僚化，從人員升遷、利潤分配、甚至生產活動的所有環節，都被官僚團體和機制牢牢把控，這種情形下，蘇聯僅靠一個‘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根本不可能解決。
就像方葉在上書中寫到的那樣:‘我國的國有企業裡,雖然沒有蘇聯那樣的官僚竊據利潤分配，但是官僚化早已形成,廠黨委集中制限制了廠長責任制的情形與蘇聯國有企業的內部情形如出一輒,甚至毫無區別。’‘客觀的說,我國現下的國內市場發展得比蘇聯要好，這套方式確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為國企帶來很大的向好的變化,但不會改變根本問題，而針對這些問題，也不是一個新經濟政策，透過解除五大行業計劃限制,擴大企業自主經營權就能完全解決的。’‘根本性的矛盾不解決，不打破當前計劃體制的限制，不徹底轉變國有企業的內部管理機制,不全面引入市場競爭機制和價格機制，不解決國有企業自主經營渠道問題，不解決分配矛盾等問題，那麼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蘇聯式的‘小修小補’，二者的結局也是一樣的――失敗是必然。’方葉又將改革開放後的國企五次改革為例進行闡述，第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國家率先解決國企‘政企不分、以政代企’的問題，並認為以此就能解決國企所面臨的困境，然而自一九八零年選取的六千六百家企業進行試點後，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業積極性,但國企所存在的核心問題，如企業所有權、管理體制僵化、盈虧無法自主、缺乏競爭力的問題依舊沒能解決。
到了一九八四年,國家認為既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那就引入西方的商品經濟模式,哂脙r值規律的計劃體制(賣什麼價格由計委根據市場測算調整)，將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也即國企歸國家(地方公有制企業歸政府或集體)，各級政府不得干涉企業執行。
然而改革並不那麼容易，這些公有制企業，從中央到地方的管理部門，集體所有制鄉鎮企業的地方管理部門或個別不良幹部，都是既得利益群體，這一輪改革的舉措無疑動了這些群體的蛋糕，於是以‘維護第一次改革成果’為名的‘反改革’聲調頓時驟起。
中央沒有退縮強力推行改革,規定了國家定價、國家指導價和市場調節價三種價格形式，並規定企業對一部分產品和商品的價格擁有定價權，也將過去計劃的四百種商品，下降到了九種，八百五十種生產資料由政府調控改為市場調控，由政府撥款改為貸款，開始推行宏觀經濟。
方葉指出，他過去建議五大行業中的一部分商品擁有定價權,其理論就是來自這次改革，但改革的阻力重重，中央和地方政府過去還能從國企中撈好處,現在啥都沒了，自然怨聲載道，但經營權與管理權的分責問題依舊沒解決。
於是中央於1988年推行了第二次改革,中央的一些高層幹部靈機一動，發現既然農業上可以搞‘承包製取得了良好效果,那國有企業也可以這樣搞,於是這一次採用的就是用農業上‘承包經營’的方式來解決國企經營權與管理權不清的問題，將大量的國企承包給原企業管理層,讓他去經營。
中央規定了，‘包死基數,確保上交，超收多留，歉收自補’的承包經營原則，對大企業實行‘承包’對下企業實行租賃，當年全國九成五的國企都完成了承包制改革,並且在管理權上還成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局’，將管理權從政務部門中完全剝離。
中央覺得，這樣總行了吧，畢竟在農業上都成功了，然而當時的政府完全沒有意識到，工業企業管理與農業管理是完全不同的，企業講的效率、是創新、是利潤、是完全獨立的管理機制和決策權,而農業管理雖講‘科學種植’，但各方面都是完全不相同的。
承包經營僅僅持續了幾年就宣告失敗了,其主要原因便是國家、企業、職工之間的權責利關係未理順。
國有企業的利潤理論上為全民所有,現在將其一部分給了承包制，這本質上就是在損失全民利潤，同時國家又在難持原有的利潤分配機制（國家基數固定，多餘的歸於承包人)，國家的利潤看似是保證了,但是工人的利益卻沒有考慮到。
原有的國有工人,他們在企業一干就是一輩子，擁有免費分房、醫療、退休等―系列福利,然而承包之後，承包人才不會管這些，國有工人並不能從承包經營中直接獲利，這與農業承包後，農民直接獲利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工人不滿意。
承包經營者的年限有規定，上繳國家的利潤基數有規定，他們自己還要賺錢,因此他們開始追求短期利益，只想著在承包年限內,儘快的獲利，至於企業最終結果如何,他們完全不負有責任。
成功者，並不會持續發展企業，而是繼續以最快的速度撈錢;失敗者，國有資產流失，國家並不能追究到其責任,留下一堆爛攤子，最後讓全民來背鍋，所以這場改革的結果，就是國家不僅未能讓國企大發展,反而損失更大了。有利潤的歸了承包者,失敗了全民來承擔。
歷經兩次改革,採用了所有能想到的辦法,最終都沒能成功的挽救國企，反而讓國企成為了國家發展和全民的包袱,並且成立的國家資產管理局，也因為利益群體的阻礙，被搞死了，到這裡若不切割,將會對國家工業和經濟的建設與發展產生巨大阻礙，於是國家痛定思痛,開啟了第三次改革。
—九九三年,國家正式在憲法中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並提出‘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有企業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有權自主經營。’同時也明確了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即‘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是建立‘適應市場經濟和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和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國有企業將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直白點說就是‘國家完全放權了，生死你們自己負責。’九五年再次提出‘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國家在政策上僅制訂相關的政策，並以政策為引導，不會再對企業的具體管理和經營進行任何干涉，但對於國家的重點大企業，如電力、交通、能源等重點企業依舊還會有控制，不過經營權也下放了，搞得好的上，搞不好的滾。
同時最佳化國有資產分佈結構、企業結構同最佳化投資結構相結合，選擇一批優勢企業進行扶植，而那些弱的企業則全面淘汰，這次改革可謂是國企的生死之戰,對於國家的影響無與倫比的巨大，直接導致了一九九八年全國大規模下崗。
新中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國企,開始大規模倒閉。—九八九年全國國企，含各類公有制企業總數為35萬家，—九九八年總計為40萬家,盡數倒閉，少數破產重組,全國僅剩下部分涉及國計民生和國家戰略的大型國企，全國累計超過4500萬國有職工下崗。
國家以壯士斷腕、絕地求生的態度,進行了史無前列的大改革，這是國家不得不做的工作,只因當時的國企包袱實在太沉重了。
大量的國企都在破產的邊緣，一部分公有制企業雖然還活著，但是其與國家工業發展的需求，國際競爭力完全不匹配，沒有國家撥款和政策活命,這些企業同樣活不下去，可國家也不可能一直為了照顧他們，而放棄國家的發展前途，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其後國家又經歷了兩輪改革,中央實際監管的企業只剩下98家,這些國企建立起了現代管理制度，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代替了此前的國有資產管理局,產權與權責更加清楚，但是國企仍在改革,而遇到了困難同樣不少。
企業內部利益關係,裙帶關係愈發嚴重,同時由於這些超大型企業,動一動就會對國家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那些掌握著這些大國企大央企的實權人,也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勢,甚至出現權力繼承現象，官僚與富可敵國的國企掌握人也形成了利益集團，甚至有控制國家經濟命脈之勢。
於是新一輪的改革中，就是打擊這些權財混合型門閥們，並且要打破原有的‘三代’壟斷，從國有工人到管理層，國家都進行了規定，有直系關係的人不允許再接班，然而上有規定下有對策,那些人開始相互間安排親屬到彼此企業工作，於是國家再次下發規定，三代以內,不許再進國企。
但是這些人還是有對策,既然不能直接用這些企業來搞錢了，那就利用國家減少國有職工、國家壓力的實行‘外包’的機會，將企業的工作外包出去，讓親屬成立企業，承包國家工程，甚至是原屬國家機關單位的工作。
政府行政視窗的辦事員外包了，城市衛生管理的工作外包了，市長熱線接線工作外包了，國家工程大量也成為了自己賺取利益的白手套,他們正在用一個又一個外包,將國家的政策玩成了自己賺取利益的工具。
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國企不改革又不行，政府不改革同樣也不行，國家養的國有職工太多了，行政官僚體制下形成的利益群體,他們天然沒有改革的動力,這種情況如果一直持續,那麼國家就難以獲得發展。
政府不改革則更不行,權力壟斷、人浮於世、官商勾結、行政體制僵化,各種問題一堆又一堆，唯有不斷的改革，在改革中盡力控制這些問題,才能夠保持政府行政體制相對健康,保證行政體制相對合理,行政效率不會下降。
而具體到當下的中國，全國29.7萬家國企，這些企業將成為國家未來的巨大包袱,因此方葉給出了自己的建議，現在不應當再增加國企的數量,而是要全力支援民營企業的發展，同時對國企進行全面改革。
國有企業的改革第一步，依然是實行政企分開、下放企業自主經營權,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全面管理國有企業，逐步將管理權從中央、地方的原有機制中剝離出來。
第二步便是直接實行歷史改革中的第三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原則’,然後將國企全面推向市場,讓其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國家不要規定這些企業的利潤基數,而是對國有企業的利潤進行徵稅，利大的企業如菸草可徵收八到九成，利小的則按國家企業正常徵稅。
將這些企業全面推向市場，由市場來主導，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國家也不再對他們撥款，而是採用政策扶持方式進行，涉及民計民生和部分優秀的重點企業給予重點扶持，其餘的則完全交給市場,讓他們去貸款發展。
國企內部也要進行徹底的改革，經營權下放,同時將企業從行政管理機制中完全解放出來，完成從國家計劃性的機制企業向現代市場制管理企業進化,能者生、弱者死。當然,這個過程必然會有大量的企業倒閉,而一部分企業可以藉機賣給私人經營。
國家可以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比如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時間，讓私營承接人將國企原有的投資歸還回來，而若他們投資失敗了，則需要按合同賠付國家，這樣不僅可以盡最大程度的保護了國有資產的損失,同時還能盤活一部分企業,避免大規模失業。
除此之外，透過將這些國企變成私企，還能讓現下一部分有想法，但是苦於實力不夠，沒有資源的社會個人創辦起了個體企業，不過這其中相關的細則問題還有很多，需要國家專門研究，若可行則可選擇—批，面臨倒閉的小型國企進行試點。
這種方式看著像過去的‘承包制’,但實際上並不是,因為這些企業已經完成變成了完全的私營制企業，只是經營者欠了國家的錢，他們需要在一個時間內,將欠債還上，這與承包制是不同的。
當然,這其中的風險也存在，那就是與過去承包制企業一樣，私營者可能因為追求短期利益，而最終導致企業倒閉，使國有資產流行。
不過方葉相信,因為其法人已經完全變更成了私人，經營者也完全是私人,屬於個人的家產，他們的心態會發生變化,所謂有恆產者有恆心，方葉抓的就是人的這個心理。
這是方葉想了很久後的最終辦法，國企大規模倒閉潮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是否可以採用一個儘可能將國家損失降到最低的辦法,後來他從承包制改革的歷史中，找到了這個辦法，至於是否可行,那將由中央來分析、決定。
而方葉的改革建議，其實是避免了歷史已經走過了路子、踩過的雷，有些―步到位的意思,但這樣做有一個前題,那就是國家要有鐵腕有恆心,同時現在也是一個合適的時機，剛經歷過‘高、林’重大政治事件的政治界，心裡多少都有著不小的壓力，就怕哪一天禍水突然降臨。
因此，在這個時機提出一些改革思路,反對的聲音應當會小很多，而且若主席定下了調子，將來持續改革的阻力同樣會小很多。
第612章 改革是一件大事
十月廿五日,新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訊息傳回國內,舉國歡騰。對於此事，華盛頓郵報發文稱‘沒什麼可怕的’，而蘇聯則是採取了三不原則‘不反對、不發言、不提案’，而這兩個超級大國，一個投了反對票，一個投了贊同票。
恢復聯合國合法席會,對於新中國來說是一件既是重大歷史事件，也是關乎重大現實利益的事情,從此以後新中國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參與到國際事務和國際貿易活動中，同時與西方國家陣營的關係也因為中美關係改善和恢復聯合國席位，而迎來了外交建交高潮。
當然,還有更重要的一點,新中國與其他國家不同，新中國不是加入聯合國而是恢復,這等於承認了中國依舊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並且聯合國五常席位也順利從臺偽政府手中成功合理合法的奪取了過來。
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當日，即與比利時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實現了與西歐七國中的法國與比利時完成建交，中歐貿易也因此開啟了正式的貿易關係大門，但要實現中歐貿易的全面提升，還需要中國與歐共體達成協議,不過現下這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九六五年實行的‘四三計劃’,三十多億美元的超級大訂單就如同一塊肥肉，中國表面上表示向全世界採購,但實際上能夠提供這些技術的只有歐洲和美國，不過基於當時的中蘇和中美關係，這兩國都被排除在外，剩下的就只有歐洲了。
法國吃到了第一口，接著義大利、比利時也不甘落後，而英國則磨嚵艘魂嚕贿^抵不住這個訂單太大了，最終同樣沒能抵住誘惑，一九六七年就絲滑的跪了，哪怕中國與歐洲經濟共同體並沒有達成相關協議，卻一點也沒有影響彼此的交易。
現在剩下的就是美國,然中國‘四三計劃’出來以後，美國國內也不幹了，那可是幾十億美元的超級大單，於是資本財團們給美國政府施壓，迫使美國預設雙方可透過第三國私下交易，中美兩國雖沒有達成官方貿易協定，但所謂的封鎖早已不是千穿百孔，而是直接開了天窗。
尼克松訪華即將到來,而他這一次除了完成訪問，達成一些政治協議外，還有更重要的一條，便是與中國簽訂貿易相關的協議。
中國將正式向美國採購價值超16億美元的年產240萬噸合成氨、268萬噸尿素專案和乙稀專案，如此之大的訂單更是直接促使美國提前決定與中國達成貿易協議，開放兩國直接貿易。
當然,美國也有自己的目的,隨著1971年8月美元與黃金正式脫鉤,美元變得不穩定了起來,美歐又同時陷在經濟危機之中，美元基於推進美元國際化的需求,面對中國這個新興大市場，促使尼克松不得不做出選擇。
中國的國際局勢開始整體向好變化,而也正是在這個局面下，方葉向中央提出了國企及公有制企業的有關問題，數年來方葉不斷的向中央提及此事,過去國家形勢不允許，而現在中央也不得不引起重視。
—九七一年悄然滑過,經過兩個多月的全國調查，七二年二月初，一份關於國有企業面臨形勢的全面調查報告擺到了中央面前。
中央書記處例行會議上，四位書記的面前都擺著―份報告，就見總見理說道:“就調查情況看，國企的經營確實已存在諸多問題，就以利潤為例，一九五五年,每百元的利潤為28.2元，截止七一年十二月,此利潤為19.7元,下降了近50%。”
主席皺著眉頭問道:“企業越來越多，全國生產資料也越來越高,利潤怎麼還會下降呢?”總理被問得沉默了起來,曉平見總理不作聲,便主動開口道:“這個問題我來回答，全國生產資料確實增加了，但是職工也增多了，根據中央勞動部的統計，全國國有職工總數達到6100萬人。”
主席吸了口煙說道:“我記得方葉同志的報告裡說4500萬人,看來這個資料比歷史要高。”
曉平點了點頭:“是的,畢竟我國現在的國民生產總值已突破4000億人民幣，而歷史同時期只有2400億人民幣,另他在報告中關於全國國有企業總數的總據也是歷史資料，目前全國共有各類公有制企業31.6萬家,私營企業1023家。”
“私企太少了。”主席說道。
曉平回道:“是的主席,這些私企中，僅同安市一地就佔了678家，慶州市95家，合肥14家,上海122家，江浙兩地共50多家，而全國其它省份基本還是個位數，其中西藏、青海、寧夏七零年各辦了一家，但不到兩年就全部倒閉了，私企數由此降到了零。”
“差距竟如此之大。”主席默然了起來,他一連抽了幾口煙才說道:“為什麼安徽和上海就能搞得起那麼多私營企業，而其它地方就不能,看來還是我們這個政策不對頭。”
總理終於開口了，他說道:“確實是不一樣的,同安市主席是知道的,那邊實行的是市場經濟，一切按市場機制處理，包括地方政府的行政方式都不同，從地方政府到省政府,都在支援那裡的私企,可以說要什麼就給什麼，政府甚至還補貼私企，每年的補貼額有數千萬元。”
總理隨即又補充道:“是以政策為導向的補貼。地方政府僅制訂地區發展政策,給予相關指導，而後給予撥付扶持資金，私企發展遇到困難時，也能去找政府解決，而地方政府則全程開綠燈，只要是政府能辦的,絕不拖延，如果說治理水平，恐怕全國也沒有那裡的高。”
主席抬了抬手示意繼續,總理低頭看了下報告,繼續說道:“國企利潤整體下滑嚴重，而職工數量卻在增多，更重要的是，一個國企養活的就是一個小社會，從職工個人福利到職工家庭福利，幾乎是全包養的方式,比如幼兒園、小學、醫院、甚至電影院都有。”
“這還是國有企業,而其它行業同樣如此。”總理說道:“全國國有職工總數已超過1.1億人，佔據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餘，國家實際上是以整體的資源的大多數在供養這些群體，分配到城市與農村的資源完全不對等。”
“分配差異有多少?”主席問。
“約七成都分配在了城市,歷史上這一分配差異約九成。”說完總理抿嘴看起了檔案。
城鄉差距這麼離譜,原因何在,所有人都很清楚,五十年代時，毛梁之爭是怎麼來的,不就是一個認為要先發展城市,而另一個則認為農村也不能放棄麼，孰事孰非,其實這個爭論從始至今就沒有停過,但現實又擺在這裡,不得不正視。
新中國早期城市規模太小,為了發展工業就需要大量的人口，先將城市建起來,工業搞起來,城市人口的消費比農村大，所以優先發展城市，這種思路並沒有錯，並且全世界工業國家發展史上都是這麼做的。
問題就在於，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經濟會自由的向農村快速蔓延，城市的高樓越建越高，而農村同樣也會跟著受益，但在當前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下，這種自由蔓延被人為中斷了，戶籍制度的施行，就是這一切的開端。
農村人進城都受到嚴格限制,在城市中工作幾乎是不可能的，城市與農村實質上已經被人為隔離開了，農村向城市提供基礎農產品,而城市則向農村提供基礎工業品，表面上看二者實現了互補，看似完美,實際上是對經濟理解過度偏頗，過份點說，就是完全沒有理解經濟是咋回事。
方葉不是沒有向國家提這些問題,相關的書藉和資料，他十幾年前就提交給了國家，但國家有國家的考慮,基於當時中國工業薄弱、工業大建設的現實需求，國家做出了取捨,依舊選擇了優先發展城市。
但所存在的問題依舊突出,方葉更是不斷的呼籲,這也才有了二五計劃還沒有結束，國家就允許個體戶存在,並下了決心將大部分國營商店退還給私人經營的決定。
而這一決定的直接影響就是,原本歷史上的七一年,全國有1.44億國有各行業職工,而現下只有1.1億，剩下的三千萬人則全部流向了市場，這極大的緩解了中央財政的供養壓力。
同時又允許農民到鄉鎮和城市擺攤,搞起了自由市場，這才在一定程度上給農村自由經濟留了一條活路，直接改善了農村地區的經濟情況，千萬不要小看這個小小的政策,需知，就這一點改動，便惠及了全國數億農民。
城巿商業市場繁榮了起來,農民因為可以參與交易過程,從而帶動了全國經濟的空前發展，但農民進城就業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官方認可，因此當前城市工商業優先解決的依舊是城市居民,農村人九成以上仍只能靠種地養活家庭。
新中國建國之初的發展歷程中，對商人及商業的認知極度偏頗,對經濟的理解同樣如此,這也是方葉為什麼一直說，新中國早期與明朝建國之初,許多地方極其相似的原因。
明朝之初，商人雖沒有地位,但至少私營商業還在發展;明朝農村百姓起碼也能進城務工,明朝的農村百姓，農閒時還能織點布到城市賣賣，而新中國前三十年，則一把將這些徹底扼殺，實行的是全面官營體制,社會經濟發展一潭死水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經濟規律是無法被人為徹底中斷的，因此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後，全國各城市都出現了‘黑市’，一開始這些黑市還只是私下交易，發展到了七十年代初,已經是明目張膽的公開交易了。
一些百姓拿著農產品到城市裡擺攤,這在國家政策和法律上都是不允許的,但是各地政府也全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原因也很簡單，全國物資短缺，城市表面上比農村是要風光，然同樣物資不足,農民將多餘物資到城市置換,實質上對彼此都有利。
一九七二年,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到中國來拍紀錄片，就拍下了城市黑市的歷史紀錄，人們公然在城市裡攤擺，也沒見有誰來阻止。
由此也可從某種程度上來理解,其實這時的許多國人，包括不少的幹部都意識到，國家的經濟發展已陷入了困境,自由交易它確實非法,可抵不住人們對於物資的實際需求以及對於自由交易的渴望。
具體到當下時空的中國,問題確實還不少，可也改變了很多，三線建設佈局更加合理,投入也減少，個體經濟的發展，又使得國家財政充沛了起來,城鄉發展差異固然存在，但農村的自由經濟也調整了過來,再加上責任田的劃分農民的日子比歷史上不知道好了多少。
在大政方針方面,國家同樣做出了調整,中蘇未交惡前，國家的一些發展尚無法真正自主,因此只能跟著蘇聯走，而六零年之後，個體戶全面解禁之後，僅四年國家就正式提出了‘新經濟政策’，六六年開始全面實行。
這—政策,主要是針對個體經濟、國有企業經營自主權、農村經濟發展、工農業調整等一系列新政策,這些政策於現有條件下，較大的改善或改變了國內的發展面貌,而這一政策實行的最終目的,其實都是為接下來的國有企業全面改革做準備的。
國家透過這個政策,一面調整農村經濟結構，一面調整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一面又促進社會個體商業及整體商業的發展，將國內市場慢慢做了起來,這些市場又進一步促進了諸多新國有企業的成立，生產了更多的物質,促進了社會商業的繁榮。
如今，全國商業市場的銷售渠道已經全面打通到了農村地區，城市居民能買的,農村也能買到，各種商品琳琅滿目，基本上已經達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如此以來，國家實質只剩下了兩個最大問題。
—是計劃經濟體制對國家發展形成的極大制約;二是國有企業對國家工業發展形成的巨大制約。
計劃經濟體制的解除也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內外部資源通道必須打通，國內有足夠的資源可利用，而中美關係的緩和就是一個有利條件，一旦尼克松訪華，中美兩國真的就貿易問題達成了協議，那麼計劃經濟體制就可以動一動了。
二是國內有一定的商業市場。商業市場是商品經濟的基本條件，也是其重要組成部分，現下這一條件已基本具備，且發展良好，而要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則需要計劃經濟體制和國有工業體制的雙突破。
顯然,現下的國有企業體制已經制約了商業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商品經濟是無法達成的，而計劃體制下的商業市場又受到了體制的限制，這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分配問題,包括了資源和利潤兩方面分配。
這一問題與改開至九二年之間所發生的過程如出一轍,這也是一九八四年，中央《決定》中提出的社會主義經濟為‘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並提出‘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觀點的主要原因。
國有企業在一個時期內,為國家的工業和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體制已經對國家工業、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嚴重的阻礙與制約，而現下的商業市場的興起，實則就是為國企改革提前做出的規劃。
任何事情的發展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想突然從全面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公有制為主、民營經濟相結合’的新體制，這種想法是對國際局勢、國內局勢、國家體制、國家工業與經濟完全不懂的人才會做出的相當然措舉。
如此，整個脈絡就已經清晰了起來,新中國建立後，國家一面倒,不得不採用蘇聯體制，中蘇關係破裂前這一體制不可能打破，因為需要依靠蘇聯的工業援助來建立本國工業。
而只到二五計劃完成,新中國初步建立起了，較為健全的基礎工業，而國家城市人口少，消費不足，要做出市場就得增加城市人口,但工業發展落後，又無法讓更多的人進城，於是開始了‘城鄉二元’發展。
但國家從未來的發展中獲得了經驗，在二五計劃的發展過程中就著手調整,從解禁個體戶到新經濟政策,再到中間開放五大行業國企自主經營、允許私營經濟發展,修補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的不足,一步步的發展商業市場,促進國家工業和經濟的正向發展。
從六一至七一年,國家用了十年時間,將國內的商業市場做了起來，國有企業的僵化體制也開始鬆動，而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在國際局勢明朗以後,開始進—步調整國內的體制。
計劃經濟體制不打破,國家就無法用一個較為合理的方式,拿出更多的資源分配到農村，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農民只能種田，如何來提高他們的收入呢?難道將農村的待業青年都放安排進國企裡嗎?蛋糕做不大，分配的人卻越來越多，最終國家即便沒被玩崩,也只會是長期發展滯後。
蘇聯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人說蘇聯玩崩是因為上層腐敗喪失了理想信念，這一說法並沒錯，但深層次的原因還是因為蘇聯的經濟崩了。
蘇聯體制帶來的分配矛盾，從始至終沒解決，分配的群體永遠是那些人,權貴和官僚群體們又佔據了大部分，但即便這樣玩，其實也不至於將蘇聯玩崩,最多不過是像朝鮮那樣發展滯後罷了。
蘇聯的問題在於，它們並沒有利用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兩次石油危機,來將國內的蛋糕做大,改變不合理的分配製度，而是對自身問題視而不見，靠著石油利潤繼續做起了‘超級大國’、‘制度優越’的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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