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半章水墨
早在當年爲秦公之時，爲了籌措軍費，天子命人琢磨鹽的改進，後改進之後，白花花的雪鹽，幾乎是以降維式打擊，席捲了天下鹽的市場。
這白花花的雪鹽，在曾經，也是支撐起大恆那畸形財政的最重要一個支撐。
到現如今，也就是改善百姓生活環境的一項關鍵存在。
而“住”之一項，則關乎於房屋，這一項，大恆朝廷，幾乎沒有任何政策幫扶，也沒有任何政策限制。
這就是天下百姓的私事了，在如今的昭武大環境下，對絕大部分百姓而言，只要不是懶漢，絕對是勞有所得。
而相關的民生物資，又有朝廷嚴格調控限制，皆是堪稱物美價廉，百姓們幹個幾年，絕對是家有餘財，起棟新房子，也算不上什麼大難題。
所謂衣食住行，也就只剩下行之一項了，這一項，對百姓重要，對天下，更重要。
時至如今昭武九年，按工部的彙總統計，北方各省之重城之間的官道，基本已經完成水泥鋪設的改造，南方的官道改造，則滯後許多。
在南方，行的重心，反倒是在於河道水系的修繕與暢通。
毫不誇張的說，在如今的北方，若行陸路，只要走水泥官道，哪怕依舊是騾馬通行，但路程之間所需要的時間，儼然縮短了十倍且不止！
官道的暢通，帶來的，自然便是商貿的愈發繁榮。
要知道，路途，不管在哪方面，皆是最爲重要因素。
就好比曾經前明時期，天子率軍從京城北征草原，大軍所需糧草，皆靠民夫手扛車拉，路途崎區不暢，後方準備一百石糧草，能有十石抵達前線，供應大軍征伐，便已是極其有效的一個比例。
有時候，哪怕只是數百米的崎區之路，也足以讓呒Z隊伍受阻數天，而數天時間。
要想富，先修路，這一句話，不管在哪個時代，皆是母庸置疑的至理名言！
聯絡的暢通，帶來的便是商業的繁榮，商業的繁榮，帶來的便是民間之財富增加，民間之財富增加，帶來的……便是民富國強！
顯而易見，如今的大恆，對草原與西北，哪怕不論國力，不論物產，就生產力而言，便可以說對草原及西北藏地是降維打擊。
工業生產的廉價紡織品，對草原之寒冷，顯然是必須品，如今大恆已有富餘的糧食，對草原，也是母庸置疑的必須品，還有煤礦，精美的瓷器絲綢，對草原貴族，也是身份的象徵……
而這些，還只是普通的民生物資。
還有對遊牧民族堪稱命脈的茶葉，還有大恆已經數次革新的軍械火器，還有大恆如今已經躍遷的冶煉技術帶來的鋼鐵產量躍遷式提升……
而草原……有什麼是大恆需要的？
牛？羊？戰馬？毛皮？
如今之大恆，可沒有龜縮在邊鎮防線之內，邊疆城牆之外，雖名義上還非大恆國土，但實際上，早已輻射到了邊疆城牆之外。
這些東西，大恆縱使缺，也絕不是必須品。
顯而易見，當根本沒資格討價還價後，對草原與西北而言，那就是一切都得被動接受。
海量的財富，將會被大恆掠奪，話語權，也會在這商業經濟掠奪過程中，一點一點的被大恆掌控。
而大恆的好處，還遠遠不止這些，財富掠奪，最終流入國內，又必然會在國內流通。
財富的流通，就必然更加廣泛！
而對朝廷而言，不流通的財富，沒有任何意義。
就如那地主老財家埋藏在地下的錢銀一般，只要那財富，一天不拿出來流通，對一個政府而言，這財富，就沒有任何存在意義。
財富只有流通了，對國家，對天下而言，纔是好事。
外貿內需，海量的財富流通，紙幣的愈發通行……
這其中，大恆得到的好處……數不勝數！完全足以蓋過其中的些許弊處！
第六百七十七章 錢莊
只不過，在大恆，想讓財富流通起來，卻也並非那麼容易。
天子想要的財富流通，是極具相對性的。
即……百姓有餘財，這些財富，可以大部分存着不動，只有少量流通也無妨。
而掌握大部分財富的士紳豪商們的財富，纔是天子希望財富流通的主體。
百姓家家戶戶有餘財的情況下，天下百姓的抗風險能力，必然大大提升。
哪怕天災依舊綿延，只要朝廷調控住了市價，家有餘財的百姓，也絕不至於如大恆現在這般，若是算上前明那些年，十幾年時間裏，一個國家極大一部分財政收入，卻皆丟進了賑災的無底洞之中。
而這些錢糧，本該有其他很多用處。
甚至可以說，若沒有這綿延的天災，哪怕災情之下的百姓，沒有那麼的民不聊生，草原與西北，恐怕早已平定。
百姓抗災能力的缺乏，這天災的綿延，就是給大恆戴上了一個厚厚的枷鎖，限制着大恆的前進。
掌握大部分財富的士紳豪商之財富流通起來，纔是財富流通的真正意義所在。
想法很美好，但現實，無疑很是骨感。
在時代的大環境下，這個天下，絕大部分握着財富的人，都傾向於將財富存放傳家。
哪怕是最底層的百姓，家有餘財，也更傾向於買地，種地。
完全就是一個倉鼠積財的社會大環境。
哪怕現如今，大恆對土地，有着極爲嚴苛的管制政策，但，社會的主體財富，卻也依舊更傾向於存儲，而非流通。
如今財富流通的主體，依舊是新勢力，即以武勳爲代表的商業流通主體，而握着天下相當一部分財富的傳統地主士紳，依舊固步自封，守着財富，想要躺在家裏壓榨百姓，收着租子。
完全可以說，“收租”二字，已然是浸入絕大部分漢民骨子裏的習性。
但如今，收租這個習性，顯然還沒有發展到後世那般，用房地產收租，現如今，收租的主體，就是土地兼併，利用土地兼併，使得百姓無地可種，無糧可喫，只能當佃戶，被壓榨。
如此，顯然與當今大恆的政策，極爲不符。
但，很多時候，都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些年，大恆落馬的絕大部分官員，也皆是因爲如此。
爲了改變這個慣性，天子所施之策，亦是不少。
如土地改革，以田畝徵農稅，限制土地兼併，如對商業的扶持推行，試圖改造收租這個習性。
如在昭武八年中旬，紙幣流通開來之後，就曾下旨，改革大恆錢莊的存儲與拆借之政策。
在這個時代，錢莊的存在，雖其職能已經與後世的銀行頗爲相同，但在一些方面，卻無後世，有着天壤之別。
這個時代的錢莊，其出現的起因，只是因爲金銀銅這種金屬貨幣，在商貿交易之中的笨重。
所以纔有了錢莊這種本地存，異地取，亦或者異地存，本地取，這種類似於革新的存在。
故而，錢莊的作用，等於就是幫商人保管貨幣，讓商人免去後顧之憂。
畢竟，若是帶着大量金銀行商，路上被搶了，被偷了，那就完全是自己的損失。
讓錢莊代替保管，再怎麼損失，也是錢莊的事。
如此，錢莊的作用，顯然在於幫着保管，故而，錢莊一直都是會收取保管費用。
而非後世那般，存錢，還有利息。
錢莊的另外一個職能，自然就是貸款了，只不過，在這個時代，被稱之爲拆借。
如某個商行，缺錢，便可拿出可供抵押的貨物，亦或者產業，到錢莊進行抵押拆借錢款，而錢莊，則會對商行拆借的錢款，收取利息。
前明末年，及大恆立國前幾年，戰亂綿延，天下混亂，朝廷財政不堪重負，就曾多次向大恆錢莊拆借錢款，以度難關。
這一點，錢莊和後世的銀行之職能，顯然差不多。
但不可否認的是，拆借這個職能，尚且還好，但存儲的特性，卻註定了，錢莊面相的羣體，是被侷限在了一股固定羣體之中。
即需要異地商貿交易的商人！
畢竟，若是沒有需要，誰也不會願意將自己辛辛苦苦積攢的錢，放到錢莊裏去消耗，畢竟，保管費，可不是一筆小數目。
顯而易見，保管存儲，這個職能，在某些方面，已然不利於財富之流通。
而這一點，在紙幣推行流通之後，亦是表現得更加嚴重。而隨着紙幣推行，保管存儲，這個職能，顯然已經完全跟不上時代。
畢竟，錢莊出現的根本原因，就是金銀銅金屬貨幣，在商貿交易時不便，纔有了錢莊，纔有了銀票的出現。
而現如今，紙幣盛行，這個根本問題，已然不再是問題。
一沓紙幣，揣在懷中，便可走南闖北，而且，隨着近些年官道改造暢通，大恆也曾借改造道路之機，對各地匪寇進行清剿。
道路暢通，紙幣輕便，匪患減少……
這三點，幾乎就將錢莊的保管職能，徹底趕盡殺絕。
故而，在昭武八年中旬，天子便下旨，命錢莊對拆借與存儲職能進行改革。
隨即，在昭武八年末，錢莊上呈的新拆借存儲之策，經廷議審覈，天子批准，亦是正式在京城試行。
新的存儲之策，變的方面，主要有兩點。
一便是取消了保管費用，二則是對拆借放貸的口子，又一次放鬆了些許。
之所以只是取消保管費用，而非如後世那般，增加存儲利息，自然是受限於時代。
畢竟，後世之銀行，能夠給所有儲戶一定利息，那是因爲，銀行放貸的羣體，太廣泛太廣泛。
銀行存錢越多，銀行就可放越多的貸出去，放貸賺的錢，比之那點付給儲戶的利息，實在是微不足道。
而現如今，大恆錢莊放貸的羣體，無疑極其有限。
主要就是一小部分的商行，而商業環境還在起步階段，放貸羣體自然也受時代大環境的限制。
如此，錢莊的收入來源，與後世銀行的收入來源，也可謂是天與地的區別。
現如今的錢莊，收入就來源於本身的兩項職能。
保管存儲及拆借放貸。
廢除了保管存儲之策，就等於是廢了錢莊最大的一筆收入來源。
剩下的拆借放貸職能，在時代沒有發展起來之前，放貸羣體極其有限，哪怕朝廷這一次試探性的放開拆借放貸的口子，但能增加的羣體，也極其有限，錢莊的收入，更是極其有限。
哪怕增加存儲利息，能夠給錢莊帶來更多的存款，這存款的意義，雖然也不小，但限於時代大環境，意義終究難以施展。
畢竟，金融那一套，天子這個後世之人都弄不明白，只清楚一個大方向，更別說這個時代的官員了。
故而，現如今取消保管費用，便是小步慢走的試探性維持，乃至擴大儲戶羣體。
稍稍放開拆借放貸的口子，也是小步慢走的對錢莊存款試探性的使用。
一切的發展，都得順應時代而行，錢莊，也是如此，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天下的發展，不僅僅需要天子明悟，也需要天下官員皆明悟時代變化，順應時代發展。
錢莊的發展，亦是需要錢莊的主體秩序，皆明悟時代變化，順應時代發展。
這纔是良性的一個循環，而非全靠天子拔苗助長，況且，天子也非全能，胡亂的拔苗助長，帶來的，只會是禍患！
第六百七十八章 錢不夠用
時至昭武九年，整個大恆天下，秩序框架，基本上已經確定，在這個新的秩序框架之中，時間流逝的同時，整個天下，也在這個秩序框架之中，潛移默化的變化着。
天子巡視天下的念頭，已然徹底擱置，整日埋身於國事之中，難有絲毫空閒。
滿朝文武，亦是圍繞着內外軍政事物各司其職，唯一的亂局之處，外部北疆，在大恆的干涉下，也徹底陷入了戰爭的泥潭之中，讓大恆在北疆的壓力驟減。
大恆中樞，亦是步入了一個少有的穩定且快速發展的階段。
尤其商業的繁榮，在這兩年，大恆的商業，儼然又多了幾臺強而有力的引擎在推動。
一是紙幣的出現，帶來的貿易交流之便捷。
二是對和碩特部邊關商貿的解除封鎖，亦是讓北疆停滯已久的邊關貿易，再次騰飛。
官方層面的貿易體系，以及西北藏地與草原龐大的需求，亦是直接帶動着大半個北方的飛速發展。
三則是錢莊拆借放貸，及交通道路的愈發暢通，儼然給商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底氣。
而這一切，體現到朝廷中樞的本質，便是商稅關稅的暴漲！
昭武八年一年之財稅收入，已然達到了三千萬兩白銀之多，而這，還僅僅只是財稅體系之中的商稅與關稅。
大恆之財稅體系，總體分爲三種，一則是商稅，二則是關稅，三則是農稅。
三種稅，在這個時代的生產力限制下，也沒有後世那般複雜。
商稅主要是依靠道路，河道，城池設計稅卡收取，按不同商品，分別收取不同比例的商稅。
而這，還只是針對民間商業，對國有壟斷商業，可就不是這般了。
如鹽，鐵，煤，等等壟斷，商稅的比例，遠遠高於民間正常的商業，且，不僅僅比例高，這些壟斷商業，每年還皆得上交百分之三十的利潤，至內帑之中。
而關稅，在以往，則是指市舶司海貿關稅，而現如今，由於放開了西北對和碩特部的邊關貿易，故而，也得再加上西北互市關稅。
而農稅，自然是簡單，大恆土地改革之下，是按土地田畝徵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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