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东匹夫
这是拿了沈家郑家的四百多万，套出了南方半个天下一千多万。只不过沈廷扬吃相好，不会搞那种“事成之后，黄老爷的一百八十万如数奉还，咱分城南两大家族那点刀勒”的伎俩，他这个沈老爷出的钱是实打实出出去的。
所以，大家眼下都相信沈廷扬自己肯定能严格执法，不会竭泽而渔。
但沈廷扬依然公允地摇了摇头，见微知著地提醒：“这不是权收户部后、能不能止住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问题。
诸位可还记得，当初厘金之法之所以能奏效，能让百姓支持，还强化了南方各省军力备战，关键一点，便是‘地方缴纳的商税，只给本地花，只用于保护本省防务’。这才避免了南方各省豪绅，担心自己的钱被朝廷补贴了其他省，从而吝啬。
天下人性自古都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乡绅们还是愿意出钱的，但是为了保卫天下，保卫远方的东西，世人便没有如此高的境界了。如若今天为了预缴厘金，就把预征权收归户部，地方各省人心还如何肯踊跃？那不就走老路了么？
朝廷当言而有信，厘金诞生之初，说好了就是每个省分开账目、本省的钱只支持本省军费，就绝对不能更改，至少在天下重新安定之前不能随便更改。”
这番话说完，大部分持讨论意见的官员也就闭嘴了。有些人还心生惭愧，按说孔夫子都说了那么多年的仁义礼智信，可是事实上儒生也就把仁义礼智更多挂在嘴边，单说这个“信”字，还不如商人阶级出身的更知道信用的重要。
不过，这番讨论最终也不是完全没收获。大家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继续分情况细化切磋，还真就被沈廷扬找出了一个可以试点的办法：
虽然在全国各省都允许预缴厘金会导致竭泽而渔、全部收归户部又会导致地方上对专款专用的不信任，那么，只在南直隶地区试点、特许预缴商税抵扣、并给予利息，就可以完美回避上述问题了。
因为在明朝，南直隶地区本来就是没有自己的财政官体系的，南直隶的财政历来由南京户部兼管。现在特殊时期，南京户部升级为了正式户部，可原本的权限也还兼着。
加上这儿是监国脚下，百官盯着，官场环境更透明，沈廷扬也确实算是铁腕公允的财政官，他不会自己贪自己的钱。所以最后讨论，朱常汸就允许开了这个口子特事特办，今年先在南直隶地区，由户部直管，试点预先多缴商税、付息抵扣。
明年开始，如果外省富商豪绅有羡慕这点微薄的利息的，主动愿意为朝廷分忧的，可以再行申请、单独核议。
如此，也算是把财政改革最初的波动期扛过去了，不至于做事太急，惹出乱子。
事关百万千万两级别的钱财，当然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局部试点，再行推广。
而此法通过之后，沈家经营商船队的亲戚（沈廷扬当了户部官员后，早就不亲自经营家里生意了，都是让亲戚代持的），也非常给面子地大量认缴预缴，进一步安定了朱常汸监国政权眼前的财政缺口。
有了这么一个带头的，各地反抗的声音就被压得愈发微弱。
……
财政改革的法令，从四月上旬初次颁布，到各地落实就要一两个月，期间还有各种微调需要公示。
所以朝中四五两个月里，民政方面暂时也不会有新的动作了，朝廷基本上都围绕着潞王监国的这三把火转。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南方大部分官员、士绅、将领，都看到了一个为政轻省、不过多整活、只做必要事情的监国王爷，也充分认识到了潞王和先帝截然不同的风格。
“既往不咎，不纠结历史功过”的执政基调，也被充分展示了出去，让人心更加安定。
另外，话分两头，在潞王新政三把火之前、早在三月中旬，召集诸王来南直隶的旨意，也已经发下去了。这件工作，原本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见效，所以如今正好和监国新政同期并行推进。
到了四月中旬，第一批接旨后乖乖来京的藩王，就抵达了南直隶境内。
其他藩王，如果不出意外、也不抗命的话，也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最晚六月份，都来南直隶，接受朝廷更紧密的控制。
大明朝两百六七十年，十三代皇帝，至今一共封了两百多个王爷。当然，其中有一小半因为子嗣不繁，以及获罪除国，并没有一直传下来。
能传到天启年间的王爷，也就一百多家，而到了崇祯初年，因为战乱已经开始，流贼开始陆续杀灭沦陷区的藩王，所以崇祯登基之初，王爷数量已经跌到一百五十家以下。
如今又经过近二十年的血腥内战内耗，王爷们的数量倒也继续锐减，毕竟北方省份的王爷基本上都杀光了，不是死于李自成等各路流贼之手，就是被鞑子杀了。
哪怕是南方，此前湖南、四川的王爷们，也都被张献忠那波流窜，累计带走了十几家之多。
所以，眼下天下能有王爷身份的，已经不足五十家。血统能比朱常汸更接近先帝的，仅有福王朱由崧一人，其他连跟朱常汸一样接近的，都已经一个也没了（万历也没那么多儿孙活到现在）
如今得到朱常汸诏书，最先最积极响应的，要属那些生活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边缘地区的藩王。因为他们就藩的地盘，已经处在李自成和鞑子兵锋南下的边缘了，不跑本来就会死，巴不得朝廷下诏允许他们逃离封地呢。
站在朱树人的立场上，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想救那些山东王爷的，巴不得那些养猪废物直接被李自成或者多尔衮杀了，他还能落个清静。朝廷也能减少一笔开支，把更多钱花在百姓和军队身上。
不过，朱树人也知道，必须用这些山东王爷做引子，勾出其他南方安稳富庶之地的王爷，以示朝廷的一视同仁。
否则只强招南方富庶地区的王爷来，却不召不救山东王爷们，再蠢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削弱宗室、独尊潞王”的猫腻了。
结果，在这批山东王爷南下的途中，自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意外——其中有两三个王爷，因为一直养尊处优，缺乏运动，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所以水土不服。
如果能慢吞吞好生休养，倒也能养过来，但因为山东地区已经有部分刘芳亮乃至多尔衮的部队渗透骚扰，尤其是鞑子骑兵能越过坚城到后方非战区烧杀抢掠。
兵荒马乱之际，这些王爷哪里敢在半途多歇？
于是一番折腾，这些山东、河南边缘南下的十几家王爷，有两个死于鞑子渗透劫掠的乱军，有三个死于水土不服疫病折腾，十四个北方王爷，只有九个活着抵达了扬州。
朱常汸并不会允许他们渡江来南京，也是防止南京城里出现野心家，所以就把所有北方来的王爷，终点站都安置在一江之隔的扬州。
九位北方王爷陆续抵达扬州的同时，南方各省加起来、还剩下的大约三十家血统或远或近的王爷，也有六七家活着抵达了南京周边。而这六七家抵达的背后，一样有一起病亡一起死于贼手——
南方如今也不算彻底安全，两年前在湘南被消灭的张献忠军，就有一部分残部在衡州之战后，往西逃到了井岗、罗霄山区，南方各大山区，如今不少地方还挺乱。被杀、惊吓病亡的那俩王爷，就是江西籍的。
经此一波，天下总共幸存的四十多位王爷，死了七个，有十五个被朱常汸彻底控制。
还有十几家在途，仅有个位数几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学福王称病抗拒——倒不是说这些抗拒的那几家就一定多有野心，只能说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明朝王爷那么多，脑子不清楚的，轴的，胆小怕被害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一波，天下的藩王都算是被犁地一样犁了一遍，彻底分门别类归档清楚了。想要当刺头的，自然会被朝廷收拾。
另外，在护送藩王过境的过程中，各地涉及的地方官员也是战战兢兢，那些导致藩王在自己防区内被鞑子、山贼杀害的地方官，一开始个个吓得不行，唯恐潞王跟先帝一样看重“陷藩”的罪名，要拿他们的脑袋祭奠遇害的王爷。
但朱常汸却趁机顺势伸出了橄榄枝，一再表达了“值此国难之秋，特殊时期，北方官员守土不易，被小股鞑子渗透杀藩，不能以陷藩论处，只要不丢城池就不算”的善意，赦免了这些官员的罪过。
地方官和武将一看“原来如今有藩王在自己管辖的地盘内遇害，已经不会再被问罪”，胆子也大了起来，再回想一下当初崇祯朝时的严刑苛法，多少督抚、兵部尚书都是因为死了藩王被崇祯处死，大家忆苦思甜之下，对仁慈的潞王就更加拥戴了。
谁让大明朝发展到如今，天下就没几个人喜欢藩王的！听说藩王死了不用一概负责，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谁不觉得松了一大口气呢。
当然，朱常汸这般“宽仁”，肯定也会给藩王们留下借口。比如福王就多次私下里串联其他藩王，表达了“朱常汸暗弱，如今已经被朱树人控制，这是有意残害宗室手足，才一改先帝时严惩陷藩官员的良法，改成如今这般朝纲崩坏的样子”。
南方朱树人势力最薄弱的两广地区，也有一些历史上就颇有野心想要称帝的藩王，因为惧怕入京，想留在天高皇帝远的两广，而选择了跟朱由崧遥相呼应。
随着时间进入五月份，距离福王朱由崧首次称病拒绝南下后两个月，朱常汸特地为他又下了一道诏书，责问朱由崧病情有没有好转，是否可以南下陈述此前“干预有司”的责任了。
如果继续称病，朱常汸还表示，可以从南京派几个太医去凤阳，帮朱由崧问诊，确认病情，有病就要早治，别耽误了。
第三百四十七章 秒杀两广叛乱
潞王的监国之位已经稳坐了两个月之久，新监国的三把火也没有激起任何明面上的反抗，反而深得受益阶层的人心——
受害的富商阶层不敢反抗，同时又被未来的商人阶层地位上升的画饼所诱惑。同时贫苦百姓却能从废除三饷的善政中实打实收获好处。这就等于有钱人没反抗，穷人反而更拥护，局面可谓一片大好。
这样的局面下，福王再想折腾，希望是极其渺茫的。但可惜的是，其他人或许还有退路，但福王本人和刘良佐是毫无退路的，他们断不肯坐下来乖乖等死。
就好像诸葛亮《后出师表》里那句名言：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面对五月初十这天，监国潞王再次派来凤阳的宣召使者，福王朱由崧又一次选择了强行继续称病，墨迹不前。
使者也没多废话，仅仅在凤阳观察了一两天，就回去了，路上走了三天回到南京，向上禀报清楚后，潞王便按计划派出了太医，跟使者一起，第三次去敦促福王来接受处理。
这样也算是给足了对方面子，并且昭示了朝廷冷处理、宽仁为怀的大度，也进一步争取了天下老朱家的人心——咱都请了三次了，便是古代那些伪君子，也就三辞而后受之，够宽容了。
五月十九，两名太医跟着使者再次抵达凤阳，这次福王索性来了个闭门不见，强行把使者驱赶了出去。
而事实上，在此之前，福王已经在准备狗急跳墙了，
他对着天下仅有的那些还跟他一样拖着不肯去南京周边的老朱家王爷，广发串联书函，就好像当初汉朝七国之乱前、吴王刘濞串联诸王的那番操作一模一样。
福王在这封赶鸭子上架的昭告檄文中，主要是说了这么几点理由：
“虽传说先帝有遗言、通过懿安皇后之口传出，但懿安皇后如今却一直被沈、郑诸贼软禁在杭州。
潞王以叔凌侄，让本该享受太后待遇的懿安皇后屈居宫外，形同出家，可谓不忠不仁，且有阻隔内外、矫诏乱命之嫌。”
“且纵然先帝有遗言，命潞王监国，其本意也不过是为了在兵乱流离之时，托潞王暂摄局势，以待定王、永王南逃接位。
三月初监时，距定、永二王音信断绝，不过月余，南北阻隔，未能逃脱抵达，也尚有可能。但如今距离二王音信断绝已有三月余，便是数千里之遥，但凡活着也该赶到了。
何况关于二王的最后一条讯息，便是他们已死于闯贼残杀之祸。所以如今可以断定二王已没，先帝纵有助二王接位而暂设监国之本意，也已告竭。当今之计，自当以伦常远近重新论定、推举新君以安天下，岂可枉自篡改先帝原意、篡窃神器！”
最后，朱由崧当然也免不了指出潞王监国政权的最后一条罪状：
潞王无后，且素来宽仁懦弱，绝无野心，此宗室之内，人所共知。如今却权欲弥重，残害宗亲，必是其婿朱树人挟监国所为。凡我大明宗室，自当诛除奸佞，清监国之侧，使之安心复为淡泊贤王。
这一条也没什么稀奇的，既然都要串联抗拒自保了，没借口都要找点借口，把潞王说成是被奸佞挟持的傀儡。
何况朱树人要是知道了，私下里也不会觉得冤枉了他的。甚至没人的场合，他也可以单独对着天地承认：没错！爷就是挟君奸佞，专门喜欢扶持懦弱傀儡，爷还是天字第一号窃国大盗！但谁让老朱家那些养猪王爷干不好呢！
……
朱由崧的串联，不可能做得非常隐秘。所以在一边称病抗拒、一边让刘良佐疯狂备战防守的同时，他联络诸王的密信，也有十之一二被朝廷官员搜查截获到——
朱树人对这种事情是很警觉的，所以他在离开京城之前，就劝岳父要注意让地方官员监视诸王，尤其是那些抗拒不来的王爷。
朱树人回武昌后，沈廷扬好歹还在南京，哪怕他掌管的只是户部，他也会帮着儿子注意这些潜在风险，所以这项政策一直得以良好地执行。
截获这些串联信后，史可法倒也知道轻重缓急，没立刻在朝堂上正式公布，那样事情就不可挽回了，还会导致更多的王爷狗急跳墙。
所以史可法第一时间依然选择了只有三个人参与的小范围讨论，只把这些密报呈给监国朱常汸，并且让沈廷扬参与讨论，其他四部尚书第一时间都还瞒在鼓里。
这两个月共事下来，他也意识到了，朱常汸是个非常仁懦的王爷，什么事情都听下面的，自己绝对不会搞什么乾纲独断，而且听取阁臣意见时很谦虚纳谏。
跟这样的监国王爷做事，史可法也是渐渐得心应手，很喜欢单独奏对。
这次也不例外，三个人非常随和，史可法直接开门见山，把情况说了。
朱常汸闻言，第一反应是吓了一跳，随后倒也很快镇定下来——因为对于福王侄可能会搞事情，他也已经有心理准备了，都铺垫了两个多月、前后派人请过两三次了。
此时此刻，无非是第二只靴子终于落地了，让人心一跳之余，反而放松下来。
朱常汸悲凉地问：“史卿以为，如之奈何？可要立刻举兵伐之……唉，这两个月，北方局势日颓，听说四月份鞑子就杀到黄河边了，如今似乎已经越过太行山，杀入山西了？
纵然山西地势崎岖，或许能扛住鞑子几个月，但最多也就拖到秋天了。如果鞑子动作快，可能秋天就会南下。就算闯贼多拖一会儿，拖到临近隆冬严寒不利用兵，最多明年开春，我大明南方半壁，也免不了遭鞑子兵灾。
此时此刻，孤是真心不愿看到我汉人军队自相残杀，若是能少杀人就解决福王侄，那就最好。”
从朱常汸这番话中，也不难看出，这两个月里，他还是有关心时事的。虽然处理政务无能，他至少不至于对局势一无所知，每天有兵部塘报他都会看，至少让宦官读给他听。
历史上，崇祯是在崇祯十七年三月份才死的、一片石大战放鞑子入关是四月份，
加上鞑子到了北京之后，还得内斗一番、确认多尔衮派系的统治地位，所以直到那年的十月份，鞑子才算彻底搞定河北，以及河南和山东位于黄河故道以北的部分。
然后才是阿济格、多铎两路分兵南征，分别对付李自成和南明。而因为打李自成的拖沓、历史上李自成还从河南开封、洛阳一带反击了黄河故道以北的怀庆府一波，逼得多铎不得不迂回策应阿济格，浪费了几个月，又赶上了冬天最寒冷的时节不利于用兵，所以最终是次年二月才正式攻打南明腹地、四月份杀到淮南。
如今这一世，崇祯之死提前了将近两个月，而李自成拿下北京时剩余的实力，还是弱于历史同期的。所以面对鞑子的进攻，李自成能撑住的时间，也会略微更短一些。
这样算下来，按理论推演，可能七月份鞑子就能发动对河南的开封、洛阳一带，以及后续陕西的进攻。这样一来，很可能十月份之前，河南淮北之间的地盘就彻底完了，然后清军的南征统帅还有可能赶在冬天最寒冷的日子之前，对淮南打击一波。
虽然这些事情都还没发生，但是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也是能大致估出敌人的进度的。
即使是历史上一开始优柔寡断轻视了鞑子的史可法，这一世因为朱树人的蝴蝶效应，因为朱树人此前潜移默化的提醒、以及李自成确实干得比另一时空更菜，所以连史可法都已经清晰认识到：对大明威胁最大的，如今已经变成了鞑子！而非闯贼！
南京朝廷的一切动作，当然都要围绕着“今年秋末冬初可能就要面临鞑子第一波进攻”这个节奏来部署。史可法和沈廷扬还都有一个共识：
如果可以顶住第一波，那么这次攻势很可能就会就此重挫，让鞑子不得不收兵北返，重新从头开始做准备，这样南方就可以获得又至少一年半载的喘息之机，好好整顿内部。
因为冬季攻势来临的时候，越拖越不利于战斗，需要速战，只要一波小败，就能托住很久。就好比当年曹操赤壁之战，也是隆冬时节用兵，南方马无蒿草，骑兵部队时间一久就坚持不下去了。
南京朝廷眼下的一切决策，都不能妨害“防御潜在的十月攻势”这个核心大目标！否则天下都没了，一群宗室内斗斗赢了有毛用！
史可法也是深入揣摩了一下眼下的局面后，不得不作出一个审慎的建议：“大王所虑甚是，实乃天下之福。眼下我们虽然能以兵马平定福王，但鞑子打得最远的兵马，近在怀庆、卫辉、临清。
如若两淮将领因为朝廷对福王动手而出现混乱，鞑子很有可能改变目标，提前对山东、淮北的剩余州府下手。而朝廷嫡系兵马却因此在跟被福王蛊惑裹挟的军队内战，这就更加便宜了鞑子了。我们还要提防福王为了保命，直接顺势投降鞑子给鞑子当傀儡。
由此看来，对淮北藩镇动手，实在要慎之又慎。不如先观望，要是鞑子南下，他们也好先跟鞑子交手，好歹那些桀骜不驯的兵马，也不算死在汉人内斗之中。
相比之下，朝廷倒是该加速利用这个机会，先把其他跟福王串联的藩王，统统拿下，剪除其羽翼，也好巩固我大明后方。
尤其看福王这些勾连书函，以及抓获审讯的使者所言，两广地区跟福王串联的藩王最多，尤其是这个‘靖江王’，本来就听说颇有想法。不如让湖广总督朱树人，顺势以湖广兵南下，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肃清两广勾结王爷，
其他各省并举，把内部彻底整顿后，再对付福王，也好先声夺人，更多瓦解北方被裹挟官员、武将人心，再示以宽仁，表示只诛首恶，让除了刘良佐以外的其他淮北将领，重新安心归顺朝廷。
实在不行，还能给包括刘泽清在内的武将，开出一些条件，只要他们到时候坚持在鞑子侧翼抗击，哪怕是形同割据，朝廷也会褒奖他们，比照吴三桂。
臣估计，等鞑子南攻时，山东省内，位于泰、蒙山区以东的莱芜半岛，肯定不会被鞑子重视，那些地方三面环海，又有山区与中原隔绝，不在鞑子南下的交通要道上。只要刘泽清到时候肯躲避，哪怕在山东半岛割据，鞑子也多半不会管。
而朝廷只要他控制住这块地盘不被鞑子占领、当地的钱粮人口不为鞑子所用、他的本部兵马别投降当汉奸，也就足够了。如此一来，到时候朝廷是有希望只诛刘良佐一部、就解决福王之乱的，其他被裹挟武将都还有机会争取！把内战损害降低到最小！”
朱常汸听了史可法这番细致入微的长篇大论分析，也算是彻底松了口气，他仔细琢磨了一下，就意识到了史可法策略的妙处。
两淮割据势力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处在夹缝中，谁先打都吃亏，还有可能逼反投敌。
相比之下，两广或者其他南方腹地的潜在反抗者、跟福王串联勾结的那些人，却是只有南京朝廷出手收拾才行的。南京朝廷不动手，不会有别人来代劳——总不能指望越南人侵略两广吧？
所以，吃好东西当然要吃着碗里瞧着锅里，而吃苦药则要反过来，先吃碗里的，说不定碗里吃完时，锅里的已经不用你亲自吃了。
三方一番秘议后，朱常汸立刻做出了决断，让史可法以勾结福王作乱的名义，加速搜捕一切串联的、抗命不来南京的藩王。
南直隶和江西，就靠史可法自己动手，浙江交给浙江巡抚张国维，那也是沈廷扬朱树人的老朋友了。
其他湖广四川，其实没有需要动手的，当地藩王早就被张献忠当年杀得十之七八了，仅存的也都在这两个月里被朱树人积极送来了。
所以最后就剩下两广，这就让朱树人轻兵直进，以密旨领兵，软硬两手准备，雷霆扑灭！
……
密旨下达之后，各方很快一起动手，好几个跟福王书信勾结的藩王，都是没反应过来就被捉拿问罪，敢于反抗或者逃跑的，直接射杀——这也是特殊时期，监国王爷特旨特事特办的，没有问题，这些王爷是已经被拿住明确参与大逆的罪证的。
因为消息封锁得好，淮北方面福王一直到六月初，才得知自己暗中勾结的几个内应同宗，已经被抓被杀了。
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在六月初五这天，靠着阮大铖和刘良佐的拥护，仓促强行称帝，然后少不了把他的称帝理由、以及他跟先帝血缘最近、先帝的监国遗言失效等统统说了一遍，试图号召一批人跟着他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