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我老貓啊
“此番途經上海，買了些……”
康有為打斷他，“江南製造局譯的那些書，聲光化電，各國史志，你可讀過？”
梁啟超搖頭。
康有為站起身，在屋裡來回踱步：“你們這些舉人進士，十年寒窗，讀的都是些沒用的書。八股文做得好，便能做官；做了官，便以為自己真有學問。殊不知天下早已變了，中國處在四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英西，日東，法南，俄北，陳逆，五強鄰之中，岌岌哉！
你們還抱著那些故紙堆，以為天不變道亦不變，豈非笑話！”
康有為繼續說道：“你可知道，日本何以強？明治天皇廢藩置縣，開設議會，興辦實業，派出留學生，翻譯西書——不過二十年，便有今日。我中國呢？同光中興，辦洋務，造輪船，設電報，練新軍，可有用？一打起來，還不是輸得乾乾淨淨？”
梁啟超終於開口：“先生的意思是……”
“變法！”康有為站定，目光如炬，“非變法不能圖存，非變法不能自強！我之前遊歷香港，便知西人治國有法度，不得以夷狄視之。我上京應試，曾上萬言書，請求皇上變法——可惜被頑固派阻撓，未能上達。但我不死心，我還會再上書，直到皇上肯聽為止！”
他轉向梁啟超：“你年紀輕輕，又中了舉人，前程正好。但你告訴我，你想做那種只知八股、渾噩度日的官員，還是想做一番真正有益於天下的事？”
梁啟超嘴唇微動，卻說不出話來。
這一番話，從辰時說到酉時，整整十個時辰。梁啟超離開雲衢書屋時，天色已黑。
陳千秋送他出來，在門口問：“卓如，如何？”
梁啟超沒有回答。他走在廣州城的石板路上，腳步虛浮，腦子裡一片空白。
回到住處，他與陳千秋對坐，整夜無眠。
“先生之學，真是……”他對陳千秋說，不知如何形容。
今日所見的康有為，意氣風發。
他三十出頭，自稱“長素”——長於素王，比孔子還要高明。
他給弟子們起的那些狂妄的名號，雖然惹人非議，卻也傲氣非常，天上地下，唯我獨尊。
今日交談，他認定光緒皇帝是明君，認定只要皇上掌權，變法就能成功，非常堅定“保皇”的立場。
梁啟超十分猶豫，連著幾天沒有出門，把在租界買的《公報》仔仔細細又讀了一遍。
又過了幾日，他不辭而別，買了一張去香港的船票。
總是要去看看的。
第09章 思想和主義
香港總督威廉·德輔爵士坐在長桌的首席，
面前攤開著兩份檔案。一份是倫敦殖民地部剛送來的密函，火漆印已經拆開；另一份是華民政務司駱克剛從廣州蒐集來的情報，上面標註著清廷在廣東的兵力部署。
這是一次非常私密的會議，氣氛略顯壓抑，窗外的光線漸暗，但沒有人起身點燈。
“先生們，”
德輔的聲音在昏暗的房間裡顯得格外低沉，“我們先談正事。”
他拿起殖民地部的密函，目光掃過那些熟悉的公文辭令：
“鑑於當前遠東局勢，女王陛下政府認為，維持清廷在形式上的完整，仍符合大英帝國在華的長期利益。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的報告指出，清廷的虛弱恰恰使其成為可預測的談判物件。任何激進的領土要求，都可能引發不可控的連鎖反應——尤其是在俄國正加緊向滿洲滲透的背景下……”
駱克接過話頭，這位精通中文和馬來語的殖民地文官剛從廣州回來，
“倫敦的先生們坐在白廳裡，看的是地圖上的色塊。
但他們不知道，我在廣州親眼看見——兩廣總督李瀚章的親兵營，發餉用的是墨西哥銀元，因為官錢局的銅錢已經沒有人要了；水師的炮船上，管帶公然把兵丁名額吃空了一半，剩下的那半，連發炮的引信都受潮了。”
他從公文包裡抽出一份謄抄的奏摺副本：“這是廣州將軍繼格上月給總理衙門的密奏，被我的線人抄了出來。
繼格說，粵省海防，有名無實。虎門炮臺之炮，多半為前明所遺，其新購者，亦多鏽蝕不堪。水師兵丁，半系吸食鴉片之徒，戰時尚能持槍者，十不存一。”
副總督詹姆士·史釗活爵士冷笑一聲：“繼格自己就是廣州最大的鴉片包買商。他的奏摺說得越慘，向朝廷要的銀子就越多——這筆賬，我們難道看不明白？”
德輔擺擺手，制止了下屬的嘲諷：“倫敦不是不知道這些。
關鍵在於，清廷的這套把戲，我們已經玩了太多年，知道該怎麼應對。
給銀子、給軍火、給顧問，讓他們維持住表面上的秩序，然後用條約框住他們——這是我們最熟悉的遊戲。”
他翻開殖民地部密函的另一頁，念道：
“但必須警惕的是，清廷的崩潰可能比我們預期的來得更早。因此，港英當局應密切注視廣東局勢，並就必要時擴大香港邊界一事，進行秘密預案研究。此事絕不可張揚，以免驚動其他列強。”
房間裡安靜了片刻。
所有人都明白這段話的含義——香港的邊界，北面就是九龍群山，再往北就是新界。這份密函等於在說：倫敦已經在考慮，當清廷開始撐不住的時候，香港應該往哪裡擴張。
“所以，”
駱克總結道，“倫敦對清廷的態度，可以概括為兩句話：第一，能維持就維持，因為維持一個虛弱的清廷，成本最低；第二，隨時準備接盤，因為清廷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
史釗活點點頭：“這和我去年在加爾各答聽到的論調完全一致。印度事務部的朋友說，清廷就像一頭年老的大象，走不動了，但還站著。其他野獸都在等著它倒下，好分食它的肉。我們英國要做的，就是確保自己分到最大的一塊。”
話題轉向第二份檔案時，德輔的神色明顯凝重起來。
“陳兆榮。”
駱克接過照片，仔細端詳：“四十三歲，廣東新會縣人，二十出頭去古巴做工，領導了種植園起義，在美國做過漁業生意，在舊金山加入致公堂，從打手頭目一直做到總長……”
“這些我們都知道，”史釗活打斷他，“說點新鮮的。”
“新鮮的，”
駱克放下照片，
“新鮮的是，他從一路打過的仗裡學到的教訓。我們買通的振華學營的德國教官，說他親口說過：蘭芳的礦工比荷蘭兵勇敢十倍，但一百個勇敢的礦工也打不過十名訓練有素計程車兵。勇敢和血氣是源源不斷打出來的，紀律是長期訓練出來的，武器是買來的、自己造的——但要把這三樣捏在一起，需要的是學校和工廠。”
德輔的手指輕輕敲擊著桌面：“所以他在辦軍校，在馬尾造船，在安南設槍炮廠。德國人克虜伯的顧問，美國高等院校畢業的工程師，還有我們英國自己——格林威治出身的軍官，都跑到他那裡去了。”
“早就不只是退伍軍官，”
駱克從檔案裡抽出一張清單，“這是去年一年，香港各家洋行向各港口輸出的貨物清單。
你們看這一頁，進口貨物分類裡的五金機械類。
去年全年，經香港報關咄骺诘臋C器及零件，總價值約三百八十七萬兩海關銀。”
德輔抬起頭：“你的意思是這些機器，都賣給了他？
肯尼迪上校身體前傾：“還是賣給清廷的官辦工廠？”
“兩者都有。”
駱克苦笑一聲，抽出一份附件，“江南製造局和陳兆榮的兵工廠，就在今年，都從英國購進了酸性鍊鋼平爐，用於生產槍炮用鋼，甚至陳兆榮購買的噸位更大。這筆買賣，經手的是專營重工機械的英商，阿姆斯特朗。”
他頓了頓：“阿姆斯特朗公司，諸位應該聽說過。威廉·阿姆斯特朗爵士，本國最大的軍火商。從1850年代起就給各國賣大炮、賣軍艦。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他們同時賣給北軍和南軍；1860年代賣給埃及、土耳其、義大利；1870年代賣給中國、日本、智利。清廷的許多炮臺，用的就是阿姆斯特朗的後裝線膛炮。”
德輔沉吟道：“所以，軍械這一塊，洋行不佔大頭？”
“不佔。”駱克搖頭，“洋行的主要戰場，是輕工業機器和日用貨。棉紗、棉布、煤油、食品、五金零件——這些才是他們的大宗。”
他接著說，“這些洋行不是不想賣軍械，是他們賣不過阿姆斯特朗和克虜伯。德國人克虜伯的鋼廠，從1851年倫敦世博會就開始展銷炮筒了；1860年代給普魯士軍隊供貨，1870年代開始賣給清廷。阿姆斯特朗更狠，他們直接在英國議會和海軍部裡有人，能左右軍方的採購清單。”
他頓了頓：“這些洋行要擠進去，代價太大。不如守住自己輕工業、航摺⒈ｋU的基本盤，穩賺不賠。”
他看向德輔：“這就是陳兆榮目前大批次採購的聰明之處。大炮、槍械、火藥——這些有專門的軍火商在做，甚至幾家在搶，咱們的商人不賣，德國人和美國人搶著賣。
倫敦的態度，從來不是鐵板一塊。
外交部的人認為，陳兆榮的存在，可以用來牽制法國人在南洋的擴張，也可以牽制荷蘭人在東印度群島的勢力。如果他真的強大起來，法國人和荷蘭人就得把更多精力花在南洋，而不是在非洲跟我們爭地盤。
陸軍部和海軍部的人則擔心，如果他完全倒向德國人，英國在南洋的商業利益會受損失。畢竟，克虜伯從1870年代就開始往中國賣軍火了，現在更是取得了顯著成功。如果陳兆榮的訂單全部被德國人搶走，英國軍火商怎麼辦？”
史釗活冷笑：“所以，倫敦內部自己都吵不清楚？”
“吵不清楚。”
德輔點頭，“克虜伯早就盯著中國和陳兆榮這塊肥肉，已經賺得盆滿缽滿，陳兆榮更是用克虜伯震撼了整個世界海軍。美國人更是什麼都敢賣。如果咱們的商人猶豫不決，陳兆榮的訂單就會全部流向德國和美國。
所以，軍火商賣得小心翼翼，賣得遮遮掩掩。透過中間商、透過代理、透過民用轉軍用的灰色渠道，把東西送到他手裡。
商人要賺錢，外交部要搞平衡，陸軍部和海軍部要防患於未然。誰也吵不贏，最後的結果就是——就先這樣吧。
要是倫敦真的發一道樞密院令，專門禁止向陳兆榮的港口出口軍火。那等於公開宣佈：英國不承認他的政權。然後呢？德國人和美國人趁虛而入，他在軍事上完全倒向柏林和華盛頓，我們在南洋的貿易利益怎麼辦？
還有，那些洋行賣的那些灰色地帶的機器，恰恰也是陳兆榮大批次需要的：煤礦要有機器才能增產，船廠要有車床才能修船，印刷廠要有機器才能印書、印報紙。”
史釗活皺眉：“印刷裝置？”
“他仍在擴大辦報規模，擴大學校的規模。”
駱克說，“現在，他的《公報》發行量已經非常嚇人，甚至清廷內部都禁絕不了。
報紙用中文和英文兩種文字出版，英文版專門給我們這些洋人看，滿篇都是自由貿易、國際法、主權平等；中文版給南洋的華人看，內容就完全不一樣了——講的是華人之自強，海外新土，殖產興業，還連載翻譯的《普法戰紀》和《華盛頓傳》。”
德輔冷笑一聲：“他倒是不挑食。華盛頓、俾斯麥、亞當·斯密，什麼都往自己的籃子裡裝。”
“問題就在這裡，”
駱克的聲音變得嚴肅起來，“他不是亂裝。他的報紙上有一句話，我讓人翻譯了出來——泰西之強，強於其法；日本之興，興於其學。吾華人之在南洋者，無朝廷之依恃，有四方之財貨，正當以法為綱，以學為本，自成一系。”
皇家海軍駐香港分遣隊指揮官理查德·肯尼迪上校一直沒開口，這時卻重重地咳嗽了一聲。
“先生們，我聽到的，全是政客和商人的語言。讓我從海軍的角度說幾句。”
他站起身，走到牆上掛著的大幅海圖前，手指點向幾個位置：
“馬尾，他佔了。基隆，他佔了。安南，他佔了。蘭芳，是他老巢。把這些點連起來，你們看到了什麼？”
他自問自答：“一條鏈子。從南海的北端到南端，從臺灣海峽到巽他海峽，每隔五百海里，就有一個他的港口。每個港口都有船塢，都有煤棧，都有炮臺。我們的商船在這條航線上跑，從前只能靠新加坡和香港補給，現在，多了四個選擇——但這四個選擇，全在他的手裡。”
駱克介面道：“而且他的船隊掛的不是任何列強的旗，是他自己的旗。
去年一年，他的船隊承吡藢θA的大米貿易的百分之四十，基隆的煤炭貿易搶了橫濱至少一半的市場，還有茶葉和生絲，數字更加誇張。這些都是滙豐銀行統計的。”
史釗活哼了一聲：“所以滙豐還在給他放貸？”
“滙豐在試探，”駱克說，“標準程式：先給短期貿易貸款，看看還款能力；再給裝置採購貸款，看看抵押物；最後才是長期投資，看看政治風險。滙豐還在第二步，他們也在猶豫。”
肯尼迪上校轉回身來：“政治風險？先生們，他的政治風險，恰恰是我們最應該討論的。我聽到有人說——而且說這話的，不止一個人，陳兆榮活不了幾年了。”
他看向德輔：“總督閣下，您應該知道那個傳聞。”
德輔緩緩點頭：“是有個說法。他在新加坡被關押時，安排了一位英國醫生強制給他看過病，那位醫生回來後說，陳兆榮的內臟有問題，活不過五年。後來這個說法傳開了，傳到了我們耳朵裡。”
“五年？他現在不還是活得好好的？那我們就該指望這個？”
肯尼迪的聲音帶著嘲諷，“指望老天爺幫我們收場？”
駱克搖頭：“指望他死，是最蠢的策略。因為就算他死了，他留下的東西也不會消失。軍校還在，船廠還在，槍炮廠還在。
他辦的哪些學校，振華學營，海軍學校，馬上又有一批學生就要畢業了。
那裡面教的不是四書五經，是幾何、化學、航海術、槍炮學。這些人就算不當兵，去當商人、當工匠、當賬房先生，也足以改變南洋華人社會的底色。就這，我還沒統計，現在南中國海，到底有多少他們辦的義學。”
他從檔案裡又抽出一張紙：“這是從內部檔案裡抄出來的，關於他們的辦學宗旨——使南洋之華人，無論貧富，皆得受實用之學。學成之後，或從事實業，或效力軍旅，或服務鄉梓，皆能自食其力，不受外人欺凌。”
史釗活輕蔑地笑了笑：“聽起來像是傳教士的論調，只不過傳的不是基督，而是自強。”
“傳教士沒有軍隊，他有。”肯尼迪冷冷地說，“而且他的軍隊，打贏了法國人和荷蘭人。”
這句話讓房間裡的空氣又凝重了幾分。
一直坐在角落沉默的輔政司署法律顧問亨利·端納，這時終於開口。他是房間裡最年輕的，剛從倫敦調來不到半年，
“先生們，我們是不是忽略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陳兆榮的政權，從國際法上講，到底是什麼？”
他看著眾人的反應，繼續說下去：“蘭芳公司——那是他最早的地盤，但蘭芳當年向清朝進過貢，清朝皇帝雖然沒正式承認，但也沒禁止。現在他把蘭芳在幾國的監督下改成了自由貿易區，這個名稱本身就沒有國家法理。
安南是中國的藩屬，他打跑了法國人，明面上對清廷稱臣，但其他國家承認嗎？也不承認。”
“所以？”史釗活問。
“所以，他現在統治下的所有地方，從國際法上講，都處於一種主權未定的狀態。甚至，香港和新加坡，有不少咱們的同僚，樂觀主義者，稱他的政權是海盜和買辦政權，他永遠是做代理，自己出口的東西都是沒有技術含量的輕加工產品和原材料，不值一提，無非是靠著德國和咱們英國的軍艦，以及咱們的軍官才打贏的戰爭。”
端納接著說，“那他陳兆榮是誰？是殖民者？是地方軍閥？是商業公司的總經理？還是——一個國家的元首？”
駱克若有所思：“你的意思是，他的政權沒有法理基礎？”
“不是沒有，”
端納搖頭，“是沒有被現有國際秩序承認的法理基礎。這兩者有本質區別。比如說，他如果以蘭芳共和國的名義，或者安南共和國的名義跟英國籤條約，我們籤不籤？
簽了，就等於承認他是一個主權實體；不籤，就只能維持目前這種事實上的合作，沒有任何法律保障。”
“我們當然不會籤。”史釗活斷然說，“簽了，就等於告訴荷蘭人和法國人：我們在背後捅你們刀子。倫敦絕不會冒這個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