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翰留着长长的胡子
主席：“那可就太不好了，查尔斯？蒂永是你们党里面最懂军事的。”
“陈沄同志，我们注意到，中国现在的企业结构里面，集体所有制与我国的工人自治制度非常相似，这两者可以视为同一性质吗？”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南斯拉夫在四十年代和苏联闹翻，直到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才把苏南关系修复过来（勉强修复而已），除了铁托不肯认斯大林做大哥，南斯拉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南斯拉夫的企业制度叫做工人自治企业，南斯拉夫自己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苏联认为不是。西方把它定义为“工团主义”。
陈沄：“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你们的工人自治企业有相似之处，但现在我们纯粹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并不太多。并且，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受党的领导，就如同国有企业一样，它们都是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如果完全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下，它们往往会失去为工人谋福利的最初动机。”
南斯拉夫代表团还真是看准了苏联同志没在旁边，什么都敢说。
陈沄：“是否为工人谋福利，所有制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实际上，集体所有制企业最终也会有一个管理层，而这个管理层是否与所有的工人紧密联系，还是要取决于党组织是否联系群众，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我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有一种与你们不同的现象，那就是股权结构的复杂度。现在有国有资本与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的，有集体所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混合持股的，纯粹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反而非常少。”
南斯拉夫代表团：“我们以为，中国将企业所有制确定为国营、集体、民营已经够复杂了，可详细了解之后真实的情况比这更复杂。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集体控股、集体参股、小微民营、民营、混合体制，为什么要设置如此复杂的资产体系？”
陈沄：“因为现实中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本就是复杂的。我们尽量去考察每一种经济活动的规律，但到现在为止，其实这种考察还比较粗浅，今后还需继续努力。”
（今天12点前还有一更）
第74章 三步走
八大的会议流程很明显参照了苏共20大，尤其是邀请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团体列席会议。由于中国在共产主义阵营巨大的影响力，列席八大的外国党派代表团多达59个，不比苏共20大少多少。
（在真实位面的历史，邀请各国共产党列席的大会仅八大这一届）
1956年初的苏共20大在共产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现在已不是秘密了，全世界都知道苏联首先开始了“去斯大林化”，今后的苏联乃至整个前进道路都会改变。
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就没那么多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要到好几年之后才慢慢显现出来。
在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概念是“十五年”和“三步走”。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大于农业生产。”
这就是“十五年”，三个五年计划，使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
真实历史的位面，195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就略大于农业产值了，按某种标准算工业国了。那么本位面1956年能达到吗？不能，还差不少呢。不是因为工业发展速度慢了。而是
农产品价格明显上调了，这不就农业产值突然高了嘛。
按照新的上调后的农产品价格，中央预计19591960年工业产值才会高于农业产值，但是，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怕是1960年搞不定。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解放生产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任务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6年到1966年，建成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56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66年再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建党100周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
说实话，尽管八大全程尽量不出爆炸性新闻，但这个三阶段的基本路线出台时，还是小小地引起了震动。
苏共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看到八大政治报告的征求意见稿之后就去找总理说这件事了。
“总理同志，虽然中国和苏联不必齐步走，但是，但是，”米高扬说，“赫鲁晓夫总书记打算在不久之后召开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宣布一件事情，就是苏联计划在7到10年内使工业生产超过美国，在二十年后基本实现共产主义。而你们所提出的目标，竟然只是在10年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即便是25年后的第二阶段目标，也只是让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有点太不宏伟了。”
总理：“这是贴合我们国家当前的现状的。从历史上来说，温饱，全体中国人有饭能吃饱，有衣能穿暖，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成就。我们是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极为落后、国家饱受战争创伤、近代以来被掠走了大量财富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定下过高的目标，大跃进看起来鼓舞人心，但跌倒的时候更会让人痛心。”
米高扬：“可是，吃饱和穿暖，这只需中国的工业体系向农村提供足够的化肥和农业机械就可以达到。”
总理：“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由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现在农民耕作所获要解决温饱问题并不容易。在西南省份的农村尤其如此。西南的山区农村，落后和贫困到了什么地步呢？在一些地区，即便能够向农村供给化肥，即便国家不向他们征收农业税，土地的粮食产量依然不太容易让所有人都吃上饭。您能想象吗，这些农村地区的农民，在非农忙时期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几乎没有肉类供给，即便是主食也要掺杂很多的杂粮。解决全国六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们的首要工作，只有达到了这个目标，才可以说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是成功的。”
米高扬摇摇头：“我还是觉得，这样的话，在你们党的大会的总结政治报告上公开地说出去，会极大地打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士气。”
总理：“说实话比什么都重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情况也各有不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是一种情况，你们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已经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在另一些国家，比如越南，就与我们的情形比较相似。至于西方国家怎么看我们，那也不会有什么负面作用。在他们的舆论机器里，中国一向是贫穷落后的。常凯申最近两年一直在说，宋子文在美国也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解决全体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现在我们说我们能解决全体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也就是对他的回击。”
《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大会 提出了异乎寻常的奋斗目标》
“【BBC香港电】近日中共第八次全国大会结束，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毛向大会提交了政治报告并随后刊登到了各主要报刊上。”
“中共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中共认为现在中国内部存在的主要矛盾是过分贫穷。”
“为此，中共制定了从1956年直至2021年的奋斗目标。他们给自己设立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在10年之后，即1966年的时候，要让全体中国国民有足够的食物和衣物。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要求。”
“中共八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了台湾的嘲笑。”
“然而，台湾政权与中共的敌对状态可能使得他的嘲笑并不具备代表性和客观性。”
“不过，据伦敦的同行透露的消息，中共八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在莫斯科也成为了幽默段子的一部分。”
“在这些幽默段子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是：一列火车在铁路上行进，他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斯大林说，我们就这样行进就可以到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说，不，我们应该把火车抛弃掉，改乘飞机飞向共产主义。中国人说，抱歉，国民同胞们，我们恐怕得爬到共产主义那儿去。”
“当然这只是民间编排的段子。苏共高层对中共八大的奋斗目标予以冷淡处理。在八大结束后不久，《共青团真理报》曾刊文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保守主义’，不过措辞并不太激烈。此后似乎是得到了高层的某种授意，《共青团真理报》《真理报》等报刊均不再讨论中共八大的三阶段奋斗目标。”
《中共八大闭幕 中共的外交事务政策方针第三条成为焦点》
“【BBC香港电】近日中共八大公布的政治报告中，提及了中共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方针。”
“该方针的主要内容是：1、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被定为‘牢不可破的友谊’；2、与赞成中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亚非拉新兴国家建立友好发展与合作关系；3、同一切不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贸易、文化关系。”
“第3条方针显然针对的是西方世界的工业国，比如联合王国就适用第3条。”
“‘第3条方针’同时也是1951年以来中国实际上奉行的外交政策，作为派驻香港记者站4年的本文作者，我对此的认识是通过亲身体会而得来的。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中国通过香港与英国的贸易额每年都以极高的增速增长，并切，即便在1954年，中国打通了长江三角洲及北方港口的出海贸易通道之后，香港的贸易额增速仍然几乎不受影响。”
“不过，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仍旧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意味着中共将过去4年实际上奉行的外交政策，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意味着这条外交方针以后不大可能改变。”
“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的章程，是同党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和状况相适应的。它系统地吸收了自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党在伟大斗争中所积累的新的丰富经验。它是鼓舞和推动我们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迅速前进的有力武器。”
“我们的大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为具体地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努力工作！”
闭幕式上，陈沄最后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告。说完最后一句，新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从本届起更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周刘朱陈邓从座位上站起，向全体代表致意。
第75章 前来维权的盗版书受害者
罗湖桥，香港广东交界处。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西奥多？威尔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两人乘坐轿车而来，在罗湖桥香港地界下车。
他俩已经办好了越境手续，本可以乘坐汽车一路畅通地过桥直抵广州，但威尔茨临时起意决定下车，以步行的方式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
“凌空交叉的公路车道，以匹配左行的香港和右行的中国大陆。”威尔茨站在桥头，仰头看前方公路突然拔地而起，在桥的铁路线上空画了个叉，在河对岸落地时，左行的车道就变换到了右边，右边的车道变换到了左边。
弗里德曼：“在1949年，这座桥只是单纯的广九线的铁路桥，并没有公路。1952年，中英两国协商，在铁路线的两侧加修了可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的便道；1954年中英再度决定翻修罗湖桥，于是它变成了现在的带车道变换器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威尔茨：“你看，即使我们没有与中国的官方预约，仅仅是走路看风景，也能看出许多有用的信息。仅凭入境处的这一座铁路桥，我们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
弗里德曼：“英国与中国最近几年巨额的贸易，已经改变了许多东西。”
这两位“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很早就想来中国考察了。1955年弗里德曼就问过港英政府进入中国的可行性，得到的答案是现在香港与大陆的出入境蛮便捷的，中国这边不拒绝正常的商贸、技术、学术交流过境，办事效率也很高，因为中国的主席说“外国人想来中国做生意，我们欢迎，来看一看也欢迎。外国的官员议员来也欢迎，不方便公开来可以秘密地来”。
公开访问大陆还是秘密访问大陆这对两人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是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也无意代表美国政府。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两人去大陆考察访问，最好还是先和那边打好招呼，希望能有中共的官方人士和他们见面，聊一聊。如果级别比较高那就更好了。
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学家的考察不是工业考察也不是地理考察，不和官员面对面谈话，没有官方授权许可到企业内部参观，仅凭逛街看城市景色，是看不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是怎样运行的。
两人需要中国官方接洽的另一个原因是：
两人的书都被中国政府盗版了，还印了好多
这还是1954年，威尔茨的一个学生，在英国公司打工的，无意中在广州发现了广州市政府干部在阅读一本小册子：《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中文译本。
这书是威尔茨在1945年写的。
威尔茨让他的学生继续在中国“搜集证据”，很快又发现新华书店的经济学书架上还有弗里德曼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
这倒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并作为常态化国情数据调查的国家之一，只比美国晚1年。
可是，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没收到稿费呀。
于是，两位教授赴中国维权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我想不明白，从香港到广州的距离超过100公里，如果在广州与香港之间新建一座城市，那么中国人与香港贸易的陆路距离就会更近一些。哪怕是车程从2小时缩短到1小时都是巨大的进步。”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步行过桥，然后还是上了他们的福特车，一路从公路向两边张望，真正的走马观花。威尔茨一边向车窗外看，一边喋喋不休地吐槽。
“况且新建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城市发展的土地供给和发展上限要大大优于广州那被中世纪城墙所困住的污秽的旧城区。”
弗里德曼：“我去年听说广州已经把城墙拆除了四分之三，或许现在广州的城墙已经消失了，大概这就是为了城市发展而拆的。嘿，主任先生，你看，这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应当新建的更靠近香港的现代化城市！”
两人都看见了路边的一大片工地，其中已经有几栋盖得比较早的新楼矗立起来了。
威尔茨：“司机先生，这里是中国的什么地方？我是问，地名是什么？”
“深圳镇。”两人请的老跑广州香港包车线路的司机答道。
“弗里德曼，你怎么看1951年以来中国的国家政策？”
威尔茨问。
弗里德曼：“有人说中国正在变成东方的南斯拉夫，他们还说，南斯拉夫与中国的区别，仅仅是后者完全站在了苏联一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予以充分的配合和策应。但我对这个论断表示怀疑。这一趟中国之行，或许能解开我们的疑问。”
威尔茨：“仅凭我们从媒体和开源情报中获知的信息，就知道这种论断是草率的。苏联是由国家掌控大部分企业和财富，集体掌控一小部分，国家和集体占据了近乎100%的经济总量。南斯拉夫的企业则主要由工人自主自治构成，一些人把这叫工团制度，还有一些人声称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中国的企业所有权体制极为复杂，超过了任何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
弗里德曼：“从资产层次，中国有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除了国资委直属一些大型骨干企业外，中国的每个省还有自己的国资委，并且这些国资委之间平常是没有相互呼应配合的。从工业部门管理的层次，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划分为数个集团公司，每个集团公司之间也没有相互照应配合的规章制度。跳出国有企业这个层次，中国也有集体所有制企业，这倒是与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企业可以相比，但这只是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小组成部分。除此之外，中国至今还有约三分之一的民营企业。”
威尔茨：“中国的领导人在有意识地创造自己国内的竞争市场。而且，这种竞争机制已经产生了成果。东通工与天津电子集团的收音机之争，现在有新的变化吗？”
弗里德曼：“丁香牌收音机上个月的市场占有率又增加了0.3个百分点，现在TR54与丁香分别占据34%和11.3%的国际市场份额。3：1的市场占有率其实并不是两者实力的真实对比，如果不是中国正在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双方的比分可能会相当接近。东通工已经宣布他们要开发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了，因为TR54对丁香牌并没有什么性能上的优势。但我可以肯定天津电子集团也有下一代便携式收音机的开发计划。”
威尔茨：“这是肯定的。”
弗里德曼：“另外，在香港市场上出现了少量的中国电视机，叫做北京牌，其实也是天津电子集团生产的。中国的电视机略逊于日本和欧美正在生产的电视机，但性能相差得不大，因此北京牌电视机也能凭借情怀，在东南亚和其他国家居住的华人和华侨那里赢得一部分市场。”
威尔茨：“弗里德曼，你只看到了香港和西方市场，我的朋友告诉我，北京牌电视机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销量好得让人嫉妒。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如果它看上去像市场经济，运行得也像市场经济，没错，它就是市场经济。而南斯拉夫，其实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弗里德曼：“因为流入西方市场的南斯拉夫产品很少？”
威尔茨点点头表示肯定，又说道：“优化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效果，促进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也是市场经济的效果之一。如果南斯拉夫产品流入西方市场的很少，那说明南斯拉夫的工厂生产不出性能比肩西方且价格也能与西方相抗衡的产品，那么我可以大胆反推，南斯拉夫那些工人自治的集体所有制工厂之间，其实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关系。”
两个芝加哥大学的访客一路从香港来到广州，在酒店住下来之后，威尔茨由他的学生带路，先用两天时间走访了在广州开办贸易业务的英国公司，其中既有英国雇员，也有美国雇员。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和这些人聚餐或喝咖啡，坐下来慢慢了解中国的第一手情况。
对了威尔茨发现广州居然有咖啡厅，还不止一个。
在广州逛街+吃吃喝喝过了三天。第四天，威尔茨和弗里德曼见到了中国派来与他们接洽的官员，从北京赶来的卓炯和顾准。
“威尔茨先生，弗里德曼先生，我们对此表示非常抱歉，”卓炯说，“我们国家是承认并且重视知识产权的，并且出台了正式的法律保护出版物的版权和专利权。只是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与美国之间的联系近乎等于断绝状态，而我们又非常迫切地想让国内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的书，所以就‘先斩后奏’了。”
卓炯说完，给两人各递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他们两位的稿费。威尔茨接过信封，他带来的翻译小声地告诉他，信封上写的稿费发放单位是中央编译出版社。
“由中央编译局翻译出版的，这个编译局是共产党的党务机构，据说他们主要是翻译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著作。”翻译在旁边用很小的声音努力加戏。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其实并不在乎这点稿费。其实他们两人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要求中方支付稿费，与其说是盗版维权，不如说是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要求中方派点高级干部来和他们聊聊。
现在来看，确实收到了应有的效果，派来的这两位不但是中共干部，而且是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
“中央经济理论研究小组，你们的职责，就如字面上所描绘的那样，中共研究经济理论的机构？”威尔茨问。
卓炯：“对。”
威尔茨：“看得出来，你们研究了很多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而且都是30年代以来诞生的各个学派的理论。”
弗里德曼：“卓先生，我想直接问一个深入的问题：中国真的准备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吗？”
卓炯：“对。”
顾准：“确切地说，我们打算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方向探索。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为我们提供经验，我们只能自己探索。”
弗里德曼：“看来，你们也不认为南斯拉夫体制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甚至你们其实早几年前就开始怀疑苏联的经济体制的持续发展能力。”
顾准：“怀疑一切。现在我已经到了怀疑我自己的阶段。”
弗里德曼哈哈哈笑了起来。四个研究经济的人就这样聊开了。
弗里德曼知道顾准比自己还小3岁，不由得对这个才41岁的“年轻”经济学家大有好感，因为他本人也是在三十多岁时就发表论文著书立说了。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那么如何才能保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呢？”
弗里德曼问。
卓炯：“在行业上，公有制经济控制国家的钢铁、煤炭、石油、电力、工业母机和重型机器制造、重化工，当然还有国防工业，这些行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生产的是所有一切其他轻重工业必须依赖的原材料或能源，这样公有制就从源头上把控住了国家的经济；在经济规模和就业规模上，公有制经济必须占据相当的数量，尤其是就业规模，这样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劳动力的薪酬标准，也就是国民收入。因为有公有制企业的薪酬作为标杆，民营企业开给工人的工资就不会低到哪里去。”
弗里德曼：“不过，劳动力的价格其实也应受市场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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