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涛1985
王振宇这次松了口气，走到王振鹏面前，一把拉起这个弟弟道：“四弟啊，打疼了吧，三哥最近一段时间压力大，控制不住脾气，你别怨三哥，你先坐，我们谈谈。。。”
“你真的认为你三哥是个**大军阀吗？”
“难道你不是吗？把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对国民政府各项人事任免大权都握在手，军队也只不过是三哥你的私兵罢了。”
“老四啊，你说都对，我确实是把军队凌驾于政府之上，确实是掌握了最高的权力，军队也不是什么国家军队，而是我的私兵。可你说的也不对，三哥的难处你知道吗？现在是什么时代？自满清覆没以后，哪一家不是靠着枪杆子来出政权，我王振宇如果不紧握军权，能够打败北洋系吗？能够压服国民党，进步党，**党这些政治派系吗？现在的县人治县，现在的乡村建设，现在的工业化建设，现在的国民政府都是建立在青年军这个强大武力基础上的。我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青年军这样一个战无不胜的存在，无论是北洋，还是奉系都会毫不客气驱兵南下，把南方变成地狱。不信你看看现在的山东，看看现在的直隶，这半年有多少人冒死渡过黄河逃入咱们的地盘。国民政府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政府，我如果把军队毫无保留的交给文官，那就是做死，这里面的关系有多复杂你知道吗？没有军队保持我们的超然性，我们会被那些派系吃的连骨头渣子都不剩。你以为这些人为什么要高喊**，就拿孙文来说，宋教仁到底是怎么死的，他孙文说的清楚吗？应桂馨到底是什么身份，他孙文说的清楚吗？还有陶成章是怎么死的？他国民党说的清楚吗？四弟，你现在已经是少将了，如果非要掺合政治，就多用点心，不要被那帮子喊着**口号却一心要**的政治骗子给忽悠了。我王振宇是**，可我是在用**的手段一步一步把这个国家往**的道路上推。现在的国民代表大会在监督国民政府方面的权力是不是提升了许多，地方的自治政策也逐步推行，等新乡村建设完成估计就是新的局面了，最后一步要实现的就是军队国家化。”
王振鹏惊讶的看着一口气说了那么多的三哥，他还真没想过这些事情的关联，不过他依然有些不服气的道：“那三哥你杀的人少吗？”
王振宇知道弟弟底气不足了，心中略微轻松了一下道：“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一些野心家我绝不能心慈手软，去年刺杀事件前前后后的卷宗都在安全局，我明年给你内卫牌，你进去查阅。如果当时死的是你三哥，苦的就是南方的百姓了，张宗昌的几十万土匪兵就会在青年军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南下了，汪精卫这个人野心太大，他背后的孙文亦是无国家之念，满口**的大忽悠，振鹏，你就算不愿意和哥哥一起为这个国家努力，也不要和他们搅在一起，那样将来到了地下你后悔都没用了。”
王振鹏听到这里才流泪道：“三哥，我错了。。。”
第425章 五四之夏（四）
北京的民族主义情绪随着3月16日，张作霖下令收回中东铁路达到了一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1917年俄国爆发二月革命，俄罗斯帝国崩溃，新的俄罗斯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但不久后被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所推翻。并在十月革命之后，于俄国境内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而期间内并未有任何一方国家对苏维埃政权表示认可。1918年3月6日，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意志帝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宣布退出一战并和德意志帝国停战。此举激怒了国内和国外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民族主义者们，俄罗斯因此条约而丧失了大片国土。苏德停战条约签订之后，英、法派军队占领前俄罗斯帝国的一些港口。1918年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支持的主要由原帝俄的捷克、奥匈帝国战俘组成的捷克兵团三万余人哗变，7月，控制了从贝加尔湖到乌拉尔山脉的西伯利亚铁路。11月18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政府被原帝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的政变推翻。高尔察克自称“全俄的最高统帅”。1919年3月，高尔察克组织四十万白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向伏尔加流域发动进攻。如此一来，留在远东地区的就只有白俄谢苗诺夫的军队了。
谢苗诺夫是俄国外贝加尔省人。1911年，谢苗诺夫毕业于奥伦堡军事学校。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一名yesaul。1917年7月，谢苗诺夫担任临时政府在贝加尔湖地区的代表，负责招募哥萨克。十月革命以后，谢苗诺夫发动反对苏联的叛乱，战败后逃到中国，1918年4月6日，到中东铁路沿线海拉尔、昂昂溪招募到义勇军4个营，开赴满洲里，成立“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同年8月，他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帮助，攻占赤塔，将“外贝加尔地方临时政府”迁到那里。他用无情的统治，巩固了在贝加尔湖地区的地位。在他统治该地区时，他被描绘成“草原强盗，拦截火车抢劫财物，不论是谁的货物”西伯利亚自治临时政府任命谢苗诺夫为一支总部设在赤塔的分遣部队的司令。最初，高尔察克将军拒绝承认谢苗诺夫的权威，但后来他被迫接受这一事实，任命谢苗诺夫为赤塔军区总司令。1919年初，谢苗诺夫宣布自己成为外贝加尔哥萨克的阿塔曼，并得到日本干涉军的支持。
不过现在日本人运用了自己惯用的手法，支持张作霖的军队吴俊升部毫不客气的接管了中东铁路公司，驱赶俄国雇员。谢苗诺夫气得当即要组织军队还击，但是遭到了干涉军方面的反对，更为重要的是，张作霖的军队怎么看也不像是好惹的，于是中东路就这样不明不白被张作霖收回来了，一时间在京津地区，张作霖被各种大报小报冠以爱国者的头衔。
对于张作霖的行为，白俄方面虽然无比愤怒，但是这个时候俄国内战已经进入到了关键时刻，他们除了抗议也没有太好的办法。而英法对此深表担忧，美国则没有态度，日本这次也没反对甚至还在暗中支持，这些小矮子在盘算着怎样把这条铁路的经营权弄到自己手里来，这对于他们来说并非是什么难事。
而张作霖幸福了，他现在可以说是名利双收，不但可以从中东路获得足够的收入（大批干涉军援俄物资都要走这条铁路），而且还在政治上获得了足够的名望，此时此刻他内心深处统一全国的小火焰又开始忍不住的跳跃起来。。。
随后的一个多月中，张作霖一方面收下了国民政府支付的一千万大洋的税款（合约一亿华元），另一方面却在国会造舆论，鼓捣着撤销国民政府这个地方政府，完成全国统一。
历史上奉系为了收复中东路被苏联红军打得满地找牙，而在这个时空却如此顺利的收复也使得京津地区的爱国学生们对于巴黎和会的期望值进一步升高，可以说已经是高的不能再高了。王振宇看着全国地图，深吸了一口气道：“就由着你张作霖得意些日子吧！”
四月，巴黎和会进入到了关键时刻，北京中央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以及国民政府外交代表顾维钧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和会提交了中方的七点要求：
一，废除势力范围；二，撤退外**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
七，关税自由权；
巴黎和会自始至终在帝国主义战胜国的操纵下进行。
大国会议，凡和会一切重大问题均先由五大国会议讨论决定。先有“十人会议”，由美国威尔逊和兰辛、英国劳合?乔治和贝尔福、法国克里孟梭和毕盛、意大利奥兰多和桑尼诺、日本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组成。“十人会议”为五大国“经常的正式会议”，和会期间共举行60多次。1919年3月26日起，“十人会议”缩减为“四人会议”，即英、法、美、意四国首脑就和会中有关欧洲问题私下协商（4月23日意首相奥兰多离会，由英、法、美三国首脑以“三人会议”形式控制局面）。
和平预备会议，即27国全体会议，和会期间仅开过6次，止于形式。
和平正式会议，协约国代表与各前敌国代表分别相会，一次是递交和约最后草案，一次为签署和约。
虽然中国欧洲远征军在欧洲打出了漂亮的战果，虽然南方的国民政府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步伐，但是在列强的眼里，中国依然是一个弱小的古国，而日本才是亚洲地区性强国。
英国对于日本这个小老弟还是很照顾的，不过战后的英国已经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安抚日本了，他们能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用中国去满足日本，然后使得日本能够为他们继续牵制俄国，同时不要去打英法在南洋殖民地的主意。
和会最初答应归还在山东的权益给中国；但是日本代表牧野伸显提出了所谓的《二十一条》说，该员坚持认为按照这个条约，山东地区的利益应当归属大日本帝国。英法几乎想都不想就把这个权益则转交到日本。
顾维钧立刻要求重提要求，把原定的七点要求改为八点：
一，废除势力范围；二，撤退外**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
七，关税自由权；八，废除二十一条。
甚至为此他们还单独求见了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寻求支持，因为该死的英国佬已经旗帜鲜明的站到了他们的日本盟友这一边（英日同盟是英国控制远东和太平洋地区，扼制俄国和美国的一个重要政策）。
但是和会依然于1919年4月29-30日将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
1919年5月1日，中国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将此事电告北京政府，并称如不签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等有所不利。上海《大陆报》“北京通讯”：“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了，和历史上不同，现在的皖系早早的就失败了。如今的中央政府是奉系扶持的钱能训政府在掌权。而原本属于历史上皖系势力的新交通系除了曹汝霖投靠南方担任武汉市市长，而陆宗舆，章宗祥则扛着新交通系的大旗投靠了张作霖，张作霖手底下还正好缺人，于是联合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批和新交通系不合的政客则在一些已经南下的元老级人物支持下搞出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1919年2月16日，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国民外交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汤化龙、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21日，该会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破土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
巴黎和会交涉失败的消息严格来说就是这个机构泄露出去的，这里就不得不说张作霖做人失败了，徐世昌这个大总统虽然是他扶持的，但是却跟他不是一条心，对于巴黎和约，徐世昌也是抱有期望的，所以如果交涉失败，徐世昌是不会也不能在上面签字的。可张作霖和日本人他也惹不起，于是他选择暗中支持这个国民外交协会。
第426章 五四之夏（五）
“同学们，同学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在昨天晚上，**无能的钱能训总理居然密电陆征祥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签字。这是我在电报处工作的福建同乡貌似交给我的电报底稿，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是中华民国八年五月初三清晨，站在国民外交委员会门口慷慨陈词的林长民理事。
而一直等待在门口的是来自首都各高校的爱国学生们，当英法决定把中国之山东转交日本的时候，钱能训秘密指使中国在巴黎的代表团签字的消息无疑点爆了爱国学生最后的底限。
林长民当众宣布了国民外交委员会的决定：
一、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
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款及英、法、意等与日本关于处分山东问题之密约；
三、如和会中不得伸我国之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
四、向英、美、法、意各使馆声述国民之意见。
但让林长民等人始料不及的是，五月四日，也就是第二天，震惊中外的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十二所学校的三千多名爱国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五四”运动由此爆发。
实际上在5月3日的晚上，北大学生就在北河沿北**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并约请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参加会议的学生代表包括：北京学生联合会会长、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段锡朋，罗家伦，方豪，罗章龙，王自治，张国焘，傅斯年，邓中夏，许德衍，高君宇，罗隆基，王造时，陈长桐，何浩若，瞿秋白，闻一多，郑振铎，刘仁静等人，大会决定于4日（星期天）***举行示威游行。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各校学生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时，北京学生3000余人从汇集***，现场悬挂北大学生“还我青岛”血书。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受到巡捕阻拦，学生代表求会见四国公使，仅美国使馆人员接受了学生的陈词书，英法意使馆均拒绝接受。事情到了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大帅府居然没有任何表示，据说张雨帅正忙着搓麻将了，毕竟只是学生闹事，在他看来还是兵变危险一点。当时杨宇霆向他汇报此事的时候，张雨水问的居然是：“宇霆啊，咱们这个月的饷都发下去了吧，下头的弟兄们别闹腾就出不了事。”
张作霖居然是这么一个心态，北京的高层在应对学生运动中会有多迟缓就可想而知。
但是学生们的动作是迅速的，和历史上不同，曹汝霖在段祺瑞垮台后就去了南方国民政府任职，而且西原贷款一事严格来说他参与不多，所以成功逃脱这次学生运动。但是投靠奉军的梁士诒，陆宗舆，章宗祥等交通系的官员就没那么走运了，林长民他们毫不客气的把当年和日本签约的责任推给了他们，而学生们自然也就毫不客气的要找他们算账了。
最搞笑的是，梁士诒好死不死居然搬进了曹汝霖南下后转卖的赵家楼府邸。
于是湖南学生匡互生第一个带头冲进了赵家楼梁公馆，事态瞬间失控了。他们没有抓到梁士诒，但是却成功的抓到了正在梁士诒府上做客章宗祥，一顿群殴不可避免。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清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了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证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证。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证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应该说这个时代的北京军警和后世相比还是一群有良心的人，一群有良知的人。
不过火烧赵家楼显然超过了军警方面的预期，他们如果不抓人，只怕是没法交待，于是就在五月四日当天，北京军警一共逮捕学生三十多名。当晚，大总统徐世昌拒绝了林长民等人提出的释放被捕学生的要求，接下来的事态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1919年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总罢课。
同日，国民政府主席孙文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致电中央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近闻京师**，乃保全主权的爱国义举，然政府操持过切，抓捕学生多人，实为不智，盼早日释还，妥善处置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