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447章

　　“特別是春節期間，地方所屬的供銷社和國有商店的銷售,也比往年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趨勢，我們擔心如果這種情況持續,今年可能還會出現進一步惡化，到時供銷批發公司的業務可能將出現難以為繼的情況。”

　　總理翻了翻檔案,思索著問道:“這種情況是怎麼出現的?”杜逢民回道:“主要是前年開始，允許國有企業向私營個體商人開放批發導致的。以前那些商人只能從供銷批發公司進貨，現在他們可以直接向國有工廠下訂單,他們進來貨後大肆向市場投放,不僅衝擊了供銷社的業務，還對市場造成了衝擊。”

　　“根據北京、上海、瀋陽、哈爾濱、南京、武漢、廣州幾個重點城市的供銷批發總公司統計,含布料、毛線、鐵鍬、鋤頭、成衣、門鎖、鈕釦、縫衣針、毛衣針等再內計136種基礎商品價格出現了下跌,這又使得供銷社的利潤減少，對我們造成了不小的衝擊。”

　　總理目光微微一動,他立即就聽明白了怎麼回事，但還是問道:“是不是個體商的售賣價格比你們便宜。”

　　“是的。”

　　總理又問道:“我記得當時的政策規定，個體商在國有工廠的批發價要比你們高5%到10%甚至更多些，你們應當是有價格優勢的,為什麼他們賣的還會比你們便宜呢。”

　　杜逢民面有尷尬的回道:“總理,不一樣啊，雖然個體商的批發價比供銷社貴，但是銷售價比供銷社便宜啊，就以縫衣針為例，一包25根，工廠給借銷社的出貨價為二分五，全國統一零售價為八分,批發價為六分，這一價格是國家恆定的。”

　　“而現在個體商的一包批發價為三分,但是那些個體商賣的價格低,他們私下一包對外批發只賣五分錢,價格直接比我們便宜了一分，如果我們同樣做,那麼利潤就沒辦法保證，因此根本沒辦法與他們比價格。”

　　“還有一些奸商更過分,他們將一包25根拆成20根，賣四分錢,這麼一拆都不用加價，就賺了一分六釐的差價,還買一包送—根,老百姓覺得划算就去買他們的，不買供銷社的，導致供銷社的縫衣針都賣不出去。”

　　“—些個體商甚至直接搞起了批發,他們幾個或一群個體商集合起來，湊成一個大訂單然後向國有工廠訂購，再進行分銷,這又搶起了供銷社的批發生意,過去從供銷公司批發的一些私人商店、小攤小板也不從我們手上買了，導致現在供銷社的一些生意都做不出去。”

　　總理微微點頭:“零售比供銷社便宜,批發也比供銷社便宜，你們的生意做不出去也正常,這個事情你有什麼好的建議?”杜逢民身形一動，立即向總理說道:“總理,這是投機倒把啊，嚴重的干擾了社會工商業品正常價格秩序，這種行為應當進行打擊,擊如果再這麼搞下去，別說供銷社了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國營商店也幹不下去了啊。”

　　‘投機倒把’這—稱謂早在49年或更早前就有了，但是正式確定為罪名,還是49年之時,當時的華北人民政府規定，囤積居奇為投機，玩弄價格為倒把;50年中央貿易部也做出了規定，‘買空賣空、投機倒把企圖暴利者’為投機商業。

　　隨著時間的推移，投機倒把逐漸政治化，已不是簡單的犯罪,而是政治罪行,因此以前個體商的批發，完全來自行供銷社批發公司，國家在全國每座城市都設有供銷批發總公司。

　　中央總供銷總公司由供銷社合作社總社統一管理，省設省級總公司,然後是地級和縣級設批發公司，如此一來形成了中央、省地縣四級管理,壟斷了全國的商品批發，這可不是小生意,是一塊大大的肥肉，滋滋冒油的那種。

　　然而自從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國有工廠正式開放五大行業民用產品個體訂單以後，市場就悄悄出現了變化，但一九六八年的變化還不明顯，畢竟一個新政策出來，到它被全社會接受這中間還需要一段時間。

　　但是從一九六九年開始，隨著個體商人摸清楚了中間的門路後，情況就變得截然不同了，在他們看來,哪怕國有工廠的訂購價比供銷社貴,但他們依舊划得來,而且利潤空間非常大。

　　還是以一包縫衣針舉例,同樣25根，個體商過去的總利潤就恆定在兩分錢，有些為了促銷會賣得更低,甚至只有一分錢,但現在不同了，三分錢從工廠訂購來,從三分到八分,這中間有五分錢的利潤,換成任何一個數學計算水平正常的人，都知道該怎麼做。

　　個體商會計算,老百姓同樣會計算,你國營商店或供銷社一包針賣八分，人家個體戶私下批發賣六分或者五分，單售明面上也是八分，但是買一包人家送五根,你讓老百姓怎麼選?

　　那麼問題來了，國有商店或者供銷社降價行不行?答案是不行,因為價格是國家指定的。1957年社會主義改造全面完成後，國家的商品價格是統一的,統一的批發價，統一的銷售價。(各地區不同價格略有不同，但每個地區統一)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商的價格也不能隨便賣，一包針國有商店價格八分，你就得賣八分，賣七分那就是犯法，但商人有商人的辦法，他們為了與國有商店、供銷社搶生意,我一包賣八分，但是一包贈送別人幾根,這不犯法吧。

　　此前對於這種漏洞,供銷社當然知道，不過影響不大，畢竟商人賣得再多，他們的批發貨源始終在自己手中，就算自己零售少了,但是批發就找補了回來,且銷售量比此前更多，不僅沒啥損失反而賺得更多了，所以當然就預設了這種行為。

　　不過現在不同了，國有工廠開放訂單後以後，個體商可以直接向工廠訂購,這一下子要了供銷社的老命,無論是地方供銷社還是國營商店此前都是靠壟斷被動銷售,但人家個體商不僅主動銷售,價格還便宜。

　　杜逢民主任是苦水一頓倒,都怪那些無惡不作的奸商的啊，是他們哄降物價，導致商品市場價格體系被破壞,供銷社和地方國營商店搞得是生意都做不出去了，對於這種投機倒把、公然搶國家利潤的惡劣行徑，必須要堅決徹底的予以打擊。

　　只是他的話說了半天,總理卻是並沒有予以支援,問題的根源在哪裡,如果放在以前這恐怕確實是一個惡劣的行徑，甚至要上升到國家高度進行政治打擊，但是自從他認真的看完市場機制的相關經濟學書藉,又與張培剛、方葉等人討論過相關問題後，認知已經完全不同了。

　　問題不在於個體商人身上，只要他們不是囤貨居奇、哄抬物價，那麼在市場價格競爭機制下，這種情況就必然會出現，新中國剛解放那會兒，商人是哄抬物價，現在人家是哄降物價,那麼問題來了，物價降低了是好是壞?

　　很顯然,從經濟的角度來說,物價在正常的價格範圍內波動是正常的市場經濟行為,縫衣針出廠價一包三分，個體商無論是私下非公開的五分或六分批發，雖然就法令條例上面來說確實是違令違例了，但這同樣不是個體商的問題,而是過去的相關法令條例存在問題。

　　同時,這也在說明，過去全國國有化下的價格機制是不正常的,這個話早在兩年前,方葉就向總理說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價格，要麼高估要麼低估。

　　就以縫衣針來說，它的市場價格就是高估了，兩分五的出廠價，全國統一銷售價卻是八分，其價格高於出廠價兩倍有餘，這個價格根本不合理，這世界上哪有200%利潤率的?純純就不符合經濟邏輯嘛。

　　從另一個方面說，作為—種時下的民用必須品,老百姓家裡縫縫補補，針頭線腦根本少不了，而在必須品上加以不合理的價格，那麼這樣的價格就是對老百姓的變向剝削。

　　這樣的商品還不少，比如小號搪瓷茶缸一元一個，相當於四斤多大米，是中等農民家庭,年總收入的一到二百分之一，是一個農村勞力月開支的二到三分之一，能買二尺四寸布，夠給小奶娃縫套夏衣了。

　　因此，以當前人民幣在國內實際價值,縫衣針一包正常零售價應當在三到五分，小號搪瓷茶缸不應高於五毛，水瓶不應高於五元，普通熱水瓶二到三元是合理價，但現在仍舊再賣七八元（(比此前降低了二三元)，相當於六十多斤大米，仍舊離譜。

　　比如，農村家庭富裕之家孩子結婚時陪嫁兩個熱水瓶,還得在上面綁上大紅花，擺在顯眼的地方,這不是來搞笑的，要知道印花的鐵製熱水瓶，一隻十幾元，高階的得到二十多，妥妥的高階工業品,不是一般人家能買得起的，至於三轉—響，那是城裡富裕人家才配置得起的。

　　只不過相比起以前,現在無論農村還是城裡,這種富裕的家庭越來越了，所以市場上的零售商品和普通工業品銷量比以前要好,但這不表示價格體系是合理的,相反的十分不合理。

　　過去兩年來,國家要做的調整，就是逐步打破這種非正常的價格體系，但是直接從源頭的生產物料下手顯然又不合適，主要是損失太大,那麼就只能引入銷售市場價格競爭機制，這—做法的主要好處在於，在生產端價格相對不變的情況下，促使銷售市場價格變化。

　　而向個體商開放國家工廠訂單就是最直接的舉措，將原本處於國家全面壟斷的銷售推向市場，由他們間進行相互競爭，這一競爭有得利方是國有工廠和老百姓，次利方是個體商，而很明顯國有商店和供銷社如果沒有好的應對措施,那麼必然會在這輪競爭中損失慘重。

　　除此之外，—九六九年開始,國有企業也開始要面臨民營企業的競爭了，不過這個過程沒有供銷社來的這麼迅速,畢竟現下民營企業才剛剛開始發端,生產資料完全控制在國家手中,民營企業想要對國有企業構成挑戰還不現實。

　　一九六九年，全國新增民營企業(不含慶州地區)，共655家,全國平均三到四個縣才一家，這些民營企業多數都是此前公私合營時的股東，他們手中有國家分紅利息的錢，還有一部分來自於個體商爆發戶，這些人完成了首輪原始積累，擁有創辦企業的資金。

　　誰得利誰支援,誰失利誰反對,這是一個樸素的道理，總理自然也知道,但是國家政策的根本目的並不是計較國有經營單位一時的得失,這個政策的背後更宏觀的目的,是為了向全民進行一輪利益分配。

　　過去這個分配得利的利益主體是國家和工人階級，城市普通居民、手工商業者、農民被完全排除在外，甚至農民是所有階級中,被單方面收割的一方，糧食價格低、義務勞動多、工商業品消費還要被收割一輪,對於全國農民來說,其景象可謂慘絕人寰。

　　然而，一個現實情況是，這種收割,割到了六十年代初期發現越來越割不動了，全國工人階級四千多萬，他們的工資水平與支出也不低,過去國家從他們身上摟錢過來發展，這使得工人階級事實上也沒多少錢可以消費，社會主要消費市場很快飽和，各種工業品賣不出去。

　　至於廣大農民身上，那就更割不動了，農業等主要產出國家割了十幾年,義務工也割了十幾年，部分地區的貧窮農民變成了赤貧,一家人穿一條褲子，除了一條破命外,也沒啥可割的。

　　光發展不分配,或者有限分配、不合理的分配，造成了國家發展出現了問題,這些年來國家大力發展工業,全國各類國有、公私合營工廠已經有29萬家,全國具備一般工業品消費的人群約兩億,但平均一家工廠的產出,所銷售人群不足七百人，想想有多可怕。

　　幾年前,全國工廠還只有24萬家時,方葉將計算器一按，然後遞給了總理，當時將總理都給震住了。

　　雖說這種平均演算法極不客觀,但是也可窺見一斑，也就是說製造工廠太多，而銷售市場太小，在這種情況下，不是要建更多的工廠，而是要看工廠的全國分佈合理性，產業的完整性以及工業技術的發展水平和工商業品的豐富程度。

　　由此,方葉指出全國工業升級已經是不得不做的工作，而且發展第三產業也迫在眉睫,若將工人就業主力都放到了第二產業上，再繼續這樣發展下去，製造那麼多東西給誰用是一個大問題。

　　因此過去的八年間，糧食的收購價格已經提高了三次，工人的工資水平,每年都以2%至10%在增長,過去工業重複建設的問題也提到了國家的高度,國家開展了一系列舉措，一直到1969年,全國的主力消費人群增加了一個億,達到了三億人。

　　而全國剩下的五億人中，約兩億多人也有了基礎的工業品消費能力,起碼布料、毛線、鍋碗瓢盆等,這些—般工業品也能買得起了，幾年調整下來,特別是單幹以後,農民的收入相比以前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全國六億多農民都跟著受惠。

　　工業商品賣得多了，服務也得跟上,這其中商品與服務是延伸關係,過去將服務簡單的理解為售後，實際遠不止這些，社會的服務包含各個方面,有產品售後服務、家政服務、家教、外賣、裝修、家電維修、住宿、文娛、物流等等，能夠提供和拓展多樣化的行業服務種類。

　　比如產品服務除了售後外，還有基礎維修、服務多樣化、升級服務等，就像你家買了收音機、電視機，要搞個東西蓋一下吧,各式各樣的布簾不就來了嘛,這就是多樣化服務。這些服務能為社會帶來大量的就業，還促進了社會整體的便利、和諧與幸福程度。

　　過去計劃經濟的思路里,這些知識根本不存在,對工業、經濟、市場三方面的相互關係認識也比較單一，甚至於在現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下，說發展市場那都是不正確，不符合政治的,比如在蘇聯式社會主義國家，國家必須掌握一切資源和社會生產活動及分配權。

　　國家讓生產什麼就生產什麼，讓生產多少就生產多少，國家發給什麼，人民就用什麼，任何個人實際上沒有選擇的權力，在這種模式下,社會生產和消費結構都單一，社會資源利用不合理，造成了大量的浪費。

　　現在對於這一切總理都是無比清楚的,包括現下供銷社所彙報的情況由來，因此他對杜主任說道:“逢民同志啊,工商品的價格適當的下降對於全國老百姓來說是一件好事情,不能因為供銷社短期內受到了一些損失就認為這是投機倒把,那些個體商人也沒有囤貨居奇、哄抬價格不是。”

　　杜逢民說道:“可是這麼一搞,供銷社的生意還怎麼做?那些個體商，一個人一個門面，就能做生意,而我們供銷社和國營商店要養那麼多人,要發工資,要吃飯,若繼續這樣下去,職工的工資怕都要發不出來了。”

　　自1962年全國供銷批發公司成立以來,供銷社上下那是真的過上了好日子，1968年的巔峰時期，全年總經營額150多億，佔全國GDP的二十四分之一，利潤二十多億元，—舉超過華昌集團，成為全國排名前五的超級利潤企業。

　　其職工待遇更是好的出奇，各級幹部子女、關係戶，那是扎破腦袋都要進去，而去年利潤一下子跌了好幾個億，並且這一情況還在持續惡化,以至於年終時福利都少了，上下因此抱怨聲極大,這讓誰能受得了。

　　總理聽著對方的不滿,問道:“就你們看這個事情要怎麼辦?”杜逢民回道:“不能再讓個體商人這麼將市場破壞下去了，我認為還是要回到以前的體制中去,供銷社依舊負責向個體商批發，價格必須統一，不許破壞國家銷售價格體系。”

　　總理說道:“這是你的意見，還是供銷社的集體意見?”“是我個人的意見，也是供銷社的集體意見。”杜逢民說道:“去年一年就損失了近四個億的利潤,國家損失巨大啊，若不加以改變，今年國家的損失可能還會更大，兩年下來，國家得損失七八個億，甚至更多。”

　　總理聽此,笑著問道:“逢民同志覺得這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政策問題或者是政治問題?”“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問題。”杜逢民回道:“根據1963年3月，國務院頒佈的《關於打擊投機倒把和取締私商長途販叩膸讉�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現下的這種行為嚴重的侵佔了國家利益。”

　　“而1968年,對過去的這一‘暫行規定’進行了大幅修訂,使得個體私商的非法經營行徑越來越猖獗,所以我們向國家建議，恢復1963年的規定，嚴格打擊個體私商的非法經營活動,保障國家利益。”

　　1963年的規定中，個體私商是不能進行轉手批發、長途販叩�,經營活動僅限市或縣內,也就說市縣、縣縣之間都屬於長途販咦サ搅司褪亲铩�

　　但這裡也有一個特例,同安示範市不在管控範圍內,條例中是確載明不含特許經營地區，也就是同安示範市有特許經營權。全國各地的個體批發商,只要是獲准從同安批發出去的商品,就可以長途販吆弯N售,這也是過去同安小商品批發市場經常為了貨品打架鬥毆的原因。

　　聽到杜同志如此說，總理收斂起了笑容，問道:“杜主任是怎麼看待,國家允許個體商人獲准從國有工廠從事訂單批發經營活動的?”這一問，將杜逢民給問住了,他好一番思索後,才說道:“國家這麼做是為了促進商品在全國的流通,帶動國有工廠的業務增長，工商業品價格的下降也有利於老百姓,總體對國家是有利的。”

　　總理笑了笑說道:“你這個看法還算正確，但不全面。”說完，總理向他詳細的解釋了起來，一番講述之後，杜逢民這才幌然大悟,這裡面涉及的問題太多了，新經濟政策的進—步推行是一方面，解放市場是一方面,推動國有、公私合營企業的發展又是一方面,還有更多的方面。

　　最後總理也很直接的說道:“供銷社獲得全國商品對個體商戶的批發機制,它並不是一個長期的機制,而是一個現階段的權宜之計，國家進行相關政策的調整，是站在了全域性的高度進行的考慮,這個調整開始前,中央就已經知道會出現今天這種情形。”

　　“那中央的指示是?”杜主任感覺整個人都不好了。

　　總理很乾脆的說道:“機會給了你們供銷社，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們自己了，如果你們能在這場競爭中，佔據一席之地,那麼中央也很高興,如果不能,那就要回到以前,供銷社繼續只負責三農問題，至於其它經營方面,則全面退出,將其交給市場。”

　　杜逢民張了張嘴,他被總理的一番話給震住了,讓供銷社批發公司去參與市場競爭，我的天,國有單位現在混到了要與個體商搶飯吃，國家單位的身份何在?臉面何存?明明一個政策就能解決的事，為啥要這麼幹，實在是太不公平、太殘酷了，這可怎麼辦!?

　　他原本的想法是透過向總理彙報(告狀),將新的政策扭轉回來,而國家只需要一個指令，全國那些私商通通都得涼涼,到時供銷社就能回到過去,繼續把控全國民用工商業品批發,繼續搞壟斷吃獨食，可現在總理根本不同意,反而告訴他，是生是死全憑自己。

　　當初,方葉向中央建議,利用供銷社搞批發時，就已經說得很明白，它是國家現有計劃體制下的一種無奈選擇。

　　以過去國家的資源,如果向全國猛然開放,必然會造成市場混亂,到時個體商人囤居齊貨、哄抬物價的問題必然發生，顯然在新經濟政策本身在黨內就有質疑的情況下，如果再出現這種情況,必然會受到更大的抵制，因此才採用了這種保守的策略。

　　過去這幾年,供銷社對於平抑國家物價、促進社會工商業品流通方面，確實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這是沒得說的,但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也出現了另外一些問題。

　　供銷批發公司壟斷經營吃獨食，賺取了大量的利潤,福利是一年比一年好，導致對於‘三農’問題都沒有以前那麼關心了，畢竟同一個體制內,搞三農的上山下鄉、風吹日曬,沒啥利益可賺，但是批發公司卻是吃香的喝辣的，內部誰心裡也不平衡。

　　紛紛擾擾,鬧了幾回,最後供銷社內部雨露均霑,大家的福利待遇都增加了，當然批發公司的人福利還是要多一些。

　　這也導致供銷社事實上已經成為了一個大型營利性組織,它過去的職能開始退化,講求追求利潤，內部走門路、託關係成風，從過去一個普通的中央部門，一下子變成了許多人都盯著的香鍾續。

　　然而，作為一個國家單位，不是說不能有經營活動,而是主次要分明，供銷社是國家農業發展的重要組成單位，負責國家‘三農’政策的宣傳，其次是農資、農副產品的調配和經營,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現在好了，變成經營性‘集團’了，這還得了。

　　不過,現在總理也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畢竟一個批發公司一年給國家創收二十多億人民幣,有力的支撐了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加，這塊肥要是直接割了,還是很不捨得的,而且還有一個問題,這麼多錢讓個體商賺去了，心裡多少覺得哪裡不痛快,這其實是長久以來形成的思維慣性問題。

　　革命者幹了一輩子革命，結果革到現在,國家的利益開始向私人分配,這不是在鼓勵私人資本的發展麼,雖說大的方向都已經明瞭，國家遲早要走出這一步，但真到做的時候,還是做不到徹底的放開對私人資本的偏見，但不管怎麼說,現在能允許私人建廠，這已經是巨大的進步了。

　　要知道,邁出這一步，中央上層是做出了多少的思想鬥爭，所謂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不是上面說這樣搞，就一呼百應，反對者從來都不缺少，也不是說反對的就都是‘反面’是‘壞人’，只是各自站的高層和角度不同，對於政策的看法自然也就不同。

　　就比如新經濟政策,從1964年頒佈,到了1969年才正式成為國家新政策,過去的幾年裡，反對者有之，支持者有之，不理解的也有之，從認識到理解需要一個過程。

　　而新經濟政策,它所涉及或者說觸及的改革方面其實並不多，計劃經濟體制依舊，說到底其沒有達到捷克新經濟政策的高度,甚至也達不到1968年蘇聯‘新經濟體制’改革的水平，然而好處就在於，1968年蘇聯的這個改革提出來後,使得中國國內的爭論基本平息了。

　　過去南斯拉夫被認為不是純粹的社會主義,而捷克搞改變體制的新經濟政策,結果被蘇聯一巴掌拍到地上，但是蘇聯自己也搞了，中國國內的反對者也就再也沒啥話說了，這對於黨內的爭論平息確實是一件好事情。

第584章 建設時代（(三)

　　東門外昌平，一行車隊七繞八繞來到了居民區邊上的一座二層瓦房舊樓前,車子停下，彭市長快步來到鄧副總理的車門旁:“鄧副總理,這裡就是長城鐘錶廠了，這是中央《關於開放和發展私營工商業相關政策》下發後，我市創辦的首個私營工廠。”

　　鄧副總理微笑著四下環顧了起來,這裡四周都是居民區，眼前的二層小樓面積不大，顯得也很陳舊，看建築有些年頭了，廠子門口掛著一塊白底黑字牌子，上書‘北京市長城鐘錶廠’，不過鐵欄框大門倒是被油漆刷得嶄新。

　　“既然到了,那就進去看看吧。”鄧副總理笑著向彭市長等眾人說道。隨行人員裡方葉也在其中,他受到鄧副總理的邀請，一起參加本次全國私營工廠的考察活動，希望透過這次考察,瞭解私營企業發展的實際情況。

　　自1969年,國家正式允許私營創辦工廠以來，一年間全國冒出了六百多傢俬營工廠，但這些工廠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從事技術性行業的極少，大多數都是手工藝製造、副食品加工、服裝製作、輕工紡織等，搞機械的極少，而搞電子的目前更是一家都沒有。

　　一行高階小車停在工廠門口，將廠子看大門的老頭兒嚇了一跳,連忙朝著車間跑去,就在鄧副總理幾人推門而入之時，車間裡奔出了一位六十多歲，頭髮已經花白，自著長圍裙滿身都是油漬的老人家。

　　“領導好，我是廠長徐寶任，請問各位領導有什麼指示。”老人顯得很緊張,畢竟眼前的一行人，個個身著高階幹部服飾,一看就不是一般人。

　　彭市長立即介紹道:“徐廠長,我來介紹下，我是市長彭珍，這位是中央的鄧副總理。”

　　徐寶任聽此一陣慌亂,頓時手足無措了起來,鄧副總理上前笑著伸出了手:“徐廠長不要緊張,聽說你們廠是中央鼓勵私營工廠以來的首個工廠,這可不得了喲，這才過來看看。”

　　徐寶任連忙拿手在身上擦了擦,不過手伸到了半卻又停了下來:“鄧副總理,您看我這,髒了您的手。”

　　鄧副總理並未在意,而是又將手一伸,握了起來笑道:“今天不告而來，要做一回惡客，徐廠長不要趕我們走就好。”

　　他的話一出,便引起了一陣笑聲,氣氛頓時緩和了下來，就見徐寶任說道:“哪裡哪裡，鄧副總理和彭市長能來我廠，小廠蓬蓽生輝,只是廠子初創，亂來很,望中央首長們見諒。”

　　“無妨。”彭市長說道:“我們來主要是瞭解下你們廠的生產和經營情況。”

　　“請請請。”徐寶任不住的點頭,抬手就進中央首長們進去。

　　一行人進得車間來，抬眼望去，與其說這是一家工廠，不如說更像一個作坊,整個車間大約三百來平米,裡面擺著衝壓機、小型車床、小型齒輪加工機床，普通鑽床、銑床,儀表車床，這些加工裝置都只有一兩臺,除了儀表車，大多數也都是舊機床，還有一些木加工工具。

　　“抱歉，廠子就這麼大，裡面也亂,還請副總理見諒。”徐寶任連忙道歉。

　　鄧副總理卻是鼓勵道:“這些裝置湊起來可不容易喲，我看你年紀也不小了，還能響應國家政策創辦工廠，就這兩點就不得了了。”

　　彭市長在一旁說道:“徐寶任同志,原先就是做鐘錶的，1944年在北京創辦了長城造鐘廠，新中國成立後，該廠和恆順儀表廠合併成立了北京手錶廠。”

　　“噢,原來還有這麼個故事,看來徐廠長對我國鐘錶事業的發展是做出了貢獻的。”鄧副總理說道:“老驥伏犁,志在千里,如今又在為新中國私營製造業發展做展出新貢獻,值得肯定啊。”

　　“不敢不敢。”徐寶任見鄧副總理如此肯定自己，緊張的心情也放了下來說道:“自從退休後，便整日無所事事,去年聽聞國家有了新政策,便想著趁自己還能動,出來做些事情。”

　　鄧副總理點了點頭,打量著正在忙碌的製造現場問道:“你們現在主要生產的產品是什麼?”徐寶任指向一旁的工作臺上的座鐘說道:“目前主要是生產座鐘。”

　　“手錶沒有搞嗎?”鄧副總理問。

　　“首長,不瞞您說，我們是想搞,但是您都看到了，就目前這些生產裝置是造不了手錶這麼精密的零部件的，而座鐘結構相對簡單，生產難度也不大，所以先搞這個，等將來有條件了再來造手錶。”

　　鄧副總理又問道:“現在廠子裡的生產和銷售情況怎麼樣了?”徐寶任回道:“廠子去年六月註冊下來,裝置雖說兩個多月就湊齊了，但是熟練工人不好找，全廠目前有二十五個工人，除了七位年輕人,其餘都是請來的退休師傅,一直到去年十月才全部湊齊。”

　　“十二月第一批十臺座鐘生產了出來,不過我們廠子沒名氣，國營商店和商場不要,只能透過私營商人銷售,到目前為止一共賣出去了四十五座。”

　　鄧副總理抿了抿嘴說道:“這麼說來,廠子到目前還是處於虧本狀態。”

　　徐寶任點頭:“是的,每個月要虧近四千元。主要虧損是人員工資、廠房租金和生活水電等方面。”

　　“每個月要銷售多少臺才能保本?”“要賣一百臺才能保本。”徐寶任回道。

　　鄧副總理點了點頭,又問道:“你們的生產材料和裝置從哪裡來?”“政府幫了我們大忙,生產材料不少都是由政府從國有工廠調來的,裝置也是政府幫助搞來的。”徐寶任回道。

　　“我看這些裝置很多都是舊的。”鄧副總理指著那些車床、衝床說道。

　　“呃。”徐寶任答道:“廠子剛辦,新裝置太貴了買不起，舊的也能用。”

　　鄧副總理也沒多想,但心裡已經有了計較,自古創業艱難,用舊裝置倒是可以理解,不過最重要的還是銷售，並不是做出產品就能賣得出去,而且工廠裡很多都是硬性開支,特別是對於一個新廠來說,每個月有一百臺的銷售壓力，一直到嬴利，這可不是一個容易的事。

　　鄧副總理參觀完車間,而後看向了方葉問道:“方同志怎麼看?”徐寶任並不認識方葉,只到彭市長介紹他的身份後,徐寶任連忙認真的聽了起來,這可是華昌集團的董事長,他的生意觀點必定對自己的工廠受益無群。

　　方葉略作思考說道:“就個人的觀點,首先要了解行業動態,國內目前生產座鐘或者掛鐘的工廠是個什麼情況，這個要熟悉;其次是市場動態,市面上對於這類鐘錶是個什麼態度;再次是競爭優勢,產品定位、價格優勢、技術優勢這些都要考慮。”

　　“最後是銷售渠道,能生產不表示就能賣得掉，如果銷售渠道不能打通,那麼銷售必然受阻。對於一個新產品來說，從社會接受到認可需要一段時間,而如何讓市場接受，首要是打出知名度,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廣告,北京電視臺、廣播電臺的廣告費用並不高可以考慮試試看。”

　　“同時,要將貨鋪出去，給銷售商讓出足夠的利潤,前期為了開啟渠道,可以採用寄賣的方式,也就是將鐘錶放到個體商店裡，賣掉了再結賬。遠的不說，就北京、天津兩地就一千三百餘萬人口，一百多萬個家庭,就算百分之一的家庭有需求,就是一萬檯鐘表。”

　　“等將北京、天津兩地市場開啟了，每個月怎麼著也有三五百臺的銷量,再向河北、東北、山東等省周邊主要城市拓展,而現在國內做鐘錶的企業本就不多，掛鐘座鐘這一類相對更少,因此就個人看來,這個市場還是很大的。”

　　“現在產品已造出來了,最主要的還是確定銷售渠道,開啟產品知名度,主動積極的去銷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