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49擺地攤 第179章

　　岸英直接翻過，看起了正文，前兩章還好，但是進入第三章之後，內容就開始‘偏激’了，先是將中國的科技發明一頓吹，接著暗暗指責西方透過傳教士從中國擷取科學技術，而且一寫就是好幾章。

　　“這個，柏拉圖、莎士比亞是虛造的?這些表述也太過於驚人了!~”岸英直接瞪大了眼。

　　主席呵呵一笑:“是吧，很難接受吧，但我明白他的意圖。”

　　“爸，他有什麼意圖?”岸英驚奇的問道。

　　“其實，他想用此書，打破西方中心論。”主席笑著說道:“這可不僅是在挑戰全國知識界長久以來的固有認知，更是在挖西方人的祖墳，這樣的書一旦發表了，一個不好就要受到國內外的強烈抨擊。”

　　岸英愣了一下:“會，會有這麼大的影響?”“難說啊。”主席說道:“過去不是沒有人置疑西方的歷史與思哲造假,事實上最早置疑這些的不是中國人，而是西方自己人，伏爾泰、牛頓、哈爾端等人都表達了強烈的質疑，後來這種‘自由學術’的置疑被傳到了中國，因此早些年顧頡剛、錢玄同就搞了一個‘疑古學派’。”

　　主席笑道:“這個疑古學派卻專門質疑中國的三皇五帝時代到夏朝的上古史，所以方葉的這個書並非無地放矢，他只是將過去學術界的質疑拿了出來，公開化了，但是這些在過去是—種小眾範圍的認知，現在他要藉助自己的影響力，讓全國知識分子都看到，這可是一件大事啊。”

　　岸英張了張嘴，瞬間明白了父親的意思:“您是說，這等於否定了過去無數以西方學術為尊的知識界的研究?”主席抬手朝岸英點了點，笑道:“不錯，看來你是真的看出來了。自古以來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而動他人思想則如挖其祖墳，所以一旦許多人對西方思想開始產生置疑，過去那些靠研究西方學術過活的知識分子當如何能接受?”岸英說道:“這樣的人很多啊，全國知識界過去基本都是。”

　　主席點頭道:“就是如此，所以我才將這本書拿來給你看一看，讓你曉得其中對西方質疑會造成哪些影響。”

　　“那，爸爸，您認為這本書可以發表嗎?”主席吸了口煙，說道:“可以發表，但不能在人民日報上連載，現在國家正在努力開拓外交，這個時候公開使用最大的黨報來宣傳這些論調是不合適的，極有可能引起中西方的學術爭鬥，從而影響到外交。”

　　主席微微呼了口氣:“還是國家太過貧弱啊，想要發表一下觀點都不容易，但我相信方葉同志在那邊，應當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了，只有一個國家強大起來，人民才會自信，才會敢於去挑戰甚至否定‘西方中心論’，從而真正的讓中國學術站起來，而不是現在這樣，趴在地上仰視他人。”

　　岸英則說道:“其實我覺得這個書寫得很好，上一本《大國崛起》講述的範圍很大，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地緣，而這—本專講工業發展史與文明史，我覺得挺好的。”

　　《工業與文明》這類書現在世界上依舊沒有人寫，所以方葉又搶了個先,但無論說他是在書中夾帶否定‘西方中心論’的私貨也好，還是說他水平有限也罷，不可否認的是，這確實是第一本書以東方視角，系統性的講述工業的興起與文明發展的關係。

　　方葉知道自己有幾斤幾兩，所以他根本沒打算與那些真正的大學者一樣，來搞學術專著，他將焦點放在了科普與通適性上，也就是說書裡可能沒有大量的專論性的學術，但是這類書的最大特點就是適合普通知識分子讀，當然學者的話也能從中得到不少有用的知識。

　　這年月查資料，那是真的很難，需要看翻閱無數的書，從此地到彼地，甚至從這個國家到那個國家的圖書館查閱，還要與相關的專家學者展開交流，而方葉完全不需要，百度查不到的用谷歌，再查不到的直接數字圖書館，知網。

　　東抄一點，西抄一點，看上去好像乾貨也挺滿的，其實他方葉沒有真正的讀―讀這年月的一般學術書藉，如果他讀過的話，就會知道他自己寫的書裡面的資料引用，在別人的學者看來是有多‘詳實’。

　　就以他在書中寫到的達芬奇和尤拉兩人的基本資訊，在網路時代—查就有，然而在這個時代，如果是國內的知識分子要寫的話，得提前列好大綱，然後打草稿，需要引用哪些資料，再然後去查，一個達芬奇的基本資訊，他可能都需要翻上幾十本書還不一定翻得到。

　　所以方葉，他真的不知道，他覺得自己搞來的資料東拼西湊，不夠專業，而在別人看來，這簡直就是博學多才，學貫中西。

　　就《工業與文明》這本書，方葉打算半年時間寫完，原因是他要工作，每天碼字時間有限，如果是純碼字的話，以他五筆打字的速度,每天七千到一萬字也並不難。

　　就在方葉帶上老婆孩子還有大舅哥出發徽州旅遊之時，他的書稿被送到了山東大學的《文史哲》刊，此時正值月底，新月刊剛好在審訂編輯之中，時間倒是趕的剛剛好。

　　不過，讓期刊主任楊向奎詫異的是，前來送稿子的是中央辦公廳的一位機要秘書，以及兩名警衛，對方告訴他，稿子在他們的期刊發表，現在交給他們稽覈和排版，而完成後原稿必須收回。

　　楊向奎感覺事情不簡單，於是便開啟檔案袋取出書稿看了起來，書名倒是沒啥，但看到‘王巖’之時，不由得瞳孔微微一縮，這是個‘高人’啊，楊向奎是看過王巖文章的人，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寫的文章他敢寫。

　　一些文章在別人看來，完全就是在找死，然而迄今為止，這位王巖屁事沒有，不僅沒有受到批鬥，反而是他的文章一出現，然後風向就開始轉彎。

　　就像這一次批胡適，原本山東大學的華崗校長受到了衝擊，眼看著校長之位就要不保了，然而突然王巖的文章出現了，接著沒幾日，中央就召開了文藝座談會，風向不說180度，九十度也是有的。

　　政治批判之風冷了下去，變成了思想與學術批評，二者一字之差，但差的卻是天差地別，而對華校長的攻擊也就此平息了下去，唯一沒變的是，童第周副校長依舊調到了中科院。

　　校長華崗、校編輯委員會的吳恆富、陸侃如、童書業等人聽說上級來人後都紛紛趕了過來，一場評述會就在現場召開了起來。

　　對於期刊來說，他們之前發表的都是論文，還沒有發表過著作，不過此時卻是沒人敢提出反對議建，畢竟王巖此人能量太大，而且這一次還是中央辦公廳專人送來的，所以大家心底都一致認為這是哪位首長的化名。

　　書稿在評述會上轉了一圈，不出所料，其它方面大家都認為沒啥問題，雖然是書稿，但是學術的成分很高，唯獨是裡面對於‘偽史’的一番評價，大家覺得證據不足，不具備學術的嚴謹性，不過也就是一提，並無人敢於刪稿。

　　最後華校長親自拍板，稿子寫的什麼大家都不要管，要修訂的是語句的通順性和錯別字，其它的一概不得隨意調整，華校長板著臉,說得十分嚴肅,而開會的眾人也都沒敢再二話，稿子就這樣順利的透過了。

　　方葉帶著一家人在徽州玩了四天，如今的黃山既沒有電梯，也沒有纜車和索道，一切都靠兩條腿，更要命的是，山上沒有酒店，吃飯只能在山下村子裡的國營飯店，因此各方面都十分不便，唯一讓他滿意的是，這裡的風景是原生態的，並沒有受到後世開發所帶來的破壞。

第248章 這回點名評論了

　　方葉的文章終究還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時間來到二月初，原本早就應該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關於胡峰的大批判沒有再出現,代替的是警惕文化戰線上可能存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思想和學術研究之類的文章。

　　就方葉本人而言，他原本並沒有想過能改變些什麼,畢竟任何事情的發生，其本後都有著其深刻的動機和原因，比如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政治的學術批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對學術界的一次‘集體改造’，而胡風案不過引起的又一堆火罷了。

　　如今的文化界其實分成兩拔，一類是喝過延河的水，見識和經歷過宏大偉業的‘延河派’，另一類則是來自於國統區’;而國統區之中又分為從事解放工作的知識分子和‘被解放’的知識分子。

　　郭末若、周揚、丁鈴這些人很顯然是喝過延河水的革命者，而巴金、胡風這些人則帶有‘被解放者’的色彩，哪怕他們一直在從事左翼文化陣營的工作，也改變不了這一切，而那些真正的被解放者，則基本沒有多少話語權。

　　胡峰在其中就是一個比較好的例子,雖然在早年加入了共青團，但又與組織失去了聯絡，後來遠走日本，在東京加入了日共,回國之後便一直在國統區從事左翼文宣工作，不過他的一些觀點從早年間開始就受到了批評。

　　四十年代時，胡在其現實主義觀點中提出了‘主觀戰鬥精神’的表述，但很快就受到了何其芳的批評，主觀本身存在唯心論，這與馬列強調的唯物論不符，何其芳認為‘藝術應當與人民結合’，當時批評胡的人並不少，不過他並沒有進行改正，而是一直保持著這種觀點。

　　1942年，主席發表《在延安座談會上的講話》，闡述的黨的文藝路線，明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並且還對五四邉右詠淼奈乃嚶肪�進行了總結等等。

　　當時胡峰的觀點就與延河派相牴觸，他認為將人的日常生活與工農兵的生活區分開，是對生活的肢解;反對作家成為‘留聲機’;他還反對簡單的將經濟形態與詩人作品進行類比，認為給詩人隨意貼階級標籤，是對詩人心靈世界的簡單化處理，對詩人造成了傷害。

　　1948年喬冠華、胡繩、林墨涵等都展開了對他的批評，然而他在受到批評以後，不僅沒有認真的思考，反而堅定自己的觀點，當時的他在國統區工作，又值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這些由思想反映出來的學術矛盾，都是次要矛盾，大家對他批評一下也便算了，並沒有進行批判。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長期在國統區工作的他，並沒有深刻的理會到‘藝術服從於政治’、‘革命作家根本問題是立場問題’這一點，他確實有著在‘學術自由’這一觀點的浸染下，沒有深刻的認識到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究竟是以什麼立場為核心。

　　新中國成立以後,面對1952、53年的人民日報對其的批判，他的這種思想還沒有改變，反而進一步加深了，1954年他直接向主席上了一封‘三十萬言書’，這本書中，他一邊認為自1949年以後的文藝工作沒有建立在主席和黨的原則基礎上，一邊說主席和黨的觀點被曲解了。

　　他批評這些官員迫使作家只深入工農兵的生活，寫作前要學習馬列主義，只能用民族形式，只能寫‘光明面’，忽略落後和陰暗面，他還認為這種作品是不真實的，還建議作家應根據自己的需要改造自己，而不是官員的需要。

　　這妥妥的就是被自由主義思想給洗腦洗傻了，完全沒有認識到革命是需要講立場的，而革命的文化知識分子，更應該保持自己的立場，而不是所謂的偏片的‘學術自由’。

　　時間緩緩流淌,二月中旬的方葉，剛剛忙完旗下公司的巡視，回到同安縣，但他拿起報紙之時，就看到了那本應該在一月份就該出現的對胡峰的批判。

　　歷史在這裡出現了一個拐點,原本在一月十八日，中央開完了文藝座談會後，對俞伯平和胡適資產階級批判的風聲已經降了下去，而對胡峰的批判，也改成了批評，然而讓方葉萬萬沒想到的是，這位胡先生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直接撰文上書借‘學術自由’為名展開了自我辨駁。

　　原本看完三十言書的主席就已經很生氣了，但考慮到這次批判確實有過火的形勢，因此藉著方葉的‘上書’提醒，便決定減少政治引導，但萬萬沒想到這位頭鐵先生也再次上書，看到文章之後的主席，席一時間憤怒異常，他親自提筆給其作下了‘判決’。

　　【偉大領袖指示:胡峰的文藝思想，是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錯誤思想,他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在長時期內進行著反黨反人民的鬥爭，對一部分作家和讀者發生欺騙作用，因此必須加以徹底批判。各級黨委必須把這一思想鬥爭作為在黨內黨外宣傳唯物論反對唯心論的一項重要工作來看待。】

　　胡峰的文章謬論觀點摘要與領袖的指示，同時出現在了人民日報上，坐在辦公室裡的方葉看完內容之後，不由得張了張嘴，自言自語道:“這位胡先生他馬不是個神經病吧，喪失革命文學的立場不說，這完全看不清形勢啊!”這一刻，方葉無比的理解了，主席為什麼要用政治批判來進行學術批判了，這類事情，表面上看確實是混淆了‘政治問題與學術問題’，但是就現下這個時期，出現的胡峰這件事來看，如果不進行政治批判，那還得了?反了天了這是!

　　很多事情,不親自經歷，只是站在後來者的歷史視角看，好像此時的人們分不清‘對錯’，不理解這個時期的人們為什麼要做出這樣的決定。

　　而就胡峰的這種做法，其實是一邊吃著社會主義的飯，一邊砸著社會主義的鍋，哪怕就是容忍度相對很高的21世紀，黨內出現了這樣的學者，停止學術研究開除編制，禁止公開發表觀點也是極有可能發生的。

　　方葉覺得自己也應當對過去的客觀過頭，做出彌補性的措施，於是他開啟了電腦,他要寫一篇文章來呼應主席，只因為這位胡先生做的太過火了，完全不知道死活。

　　《胡鋒先生的觀點給予我的一些個人思考》，方葉定下了標題,他並沒有立即展開對胡峰的觀點批判,而是先講述了胡鋒的基本經歷，然後開始分析他觀點的由來。

　　“…胡鋒先生作為當年的一位左翼陣營的文化知識分子，他似乎始終沒有認識到‘自身立場’的存在，認為他所認為的‘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我在《政治與學術的關係》一文中，已經解釋過，學術自由其實是―種相對自由，而不是絕對自由，思想的自由本身也同此理。”

　　“我們可以舉些基本的例子，如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兩方都在研究彼此的思想觀點，但我們不難發現，在很多人認為的學術與思想自由的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不少他們的學者對於社會主義是一個怎樣的形象，在他們的世界共產主義如同妖魔，社會主義被強烈抨擊。”

　　“哈耶克先生的《通往奴役之路》就是其中之一，這類書還有很多。思想的自由也是如此，又比如，若在這一時代，有人寫書認同商朝及以前的活人祭祀，認為當初的思想是—種好的思想，這種思想觀點是否應當讓其自由呢?這顯然是不能的。”

　　“從胡鋒先生過去一直以來的觀點，我們不難看出來，他過度的相信了所謂的‘學術自由與思想自由’，我本人對他想要保持一種自我認同的‘自由’表示尊重，但他的這種自由及其表述的相當一部分觀點，已經突破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上升為政治問題了，所以我不認同他的這種自由。”

　　“他認為革命知識分子不應當被‘控制’，革命的作家不要學習馬列主義，我不知道這種‘控制論’從何而來，如果一名從事革命工作的知識分子，不需要講自己的‘思想立場’的話,那麼這樣的革命知識分子究竟需要代表哪種思想立場來表達觀點呢?革命的作家不學習馬克主義，那要學習哪種主義呢?是表達資本主義立場還是要表達資本主義?”“從清末至今，中國的知識界都出現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堅定的相信西方世界是一個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的世界，好像在那個社會中什麼話都可以說，什麼觀點都可以發表，事實真的是這樣嗎?”“倘若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真的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話，那麼他們的社會能否進行社會主義的宣傳呢?事實是並不能。那麼這是自由還是不自由?答案已經很明確了。”

　　“而又很顯然的是，胡鋒先生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問題，胡先生在日本待過，我覺得他更應當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去待一待，如果他真能深刻的理解一個社會的話，我相信他會明白一點――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什麼絕對的自由。”

　　“不同的社會制度之下，無論是各個階級或階層，首先要維護的都是這個社會制度的基本利益，於現階段下而言，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學者歌頌社會主義，不會被容忍，同理，在社會主義社會歌頌資本主義同樣不會被容忍，兩個社會之中的學者們，都有著各自不能觸碰的紅線。”

　　“去年,在‘自由’的西方，麥卡錫主義者被逮了，他們的思想被禁了，這又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哪怕這種主義者本身是在維護資本制度的反共主義者，但他們的思想—樣被處理掉了，那些處理這些人的美國官員們有沒有他們的立場?是不是在控制思想，控制言論?”“只不過是他們的制度相對成熟，沒有直接採用如同我國當前這種政治批判的形勢罷了，不是他們不用，而是他們已經過了這個階段，曾經在西方革命的歷史過程中，這種控制也曾無所不在。”

　　“支援《日心說》的布魯諾被燒死，宣揚法國革命的知識分子被逮捕然後處死，美國組成的資本主義陣營至今與社會主義陣營對抗，從而爆發了‘冷戰’，如果西方真的絕對自由的話，那麼這些歷史是不應該存在的。”

　　“而現實卻恰恰相反，所以這種自由本身就有著‘限度’，只不過西方從過去的暴力革命時代走到了後來的政治控制，現在又轉變到了制度加政治控制。”

　　“以美國為例，美國標榜一切自由，新聞也沒有審查，但絕大多數人大機率不知道，美國早在1922年就成立了‘美國新聞自律協會’，這個協會名義上旨在促進新聞的公正與準確性，維護新聞自由，它確實在這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又有幾人真的思考或瞭解過這個‘新聞自由’是什麼呢?是不是‘新聞審查委員會’改成‘新聞自律協會’大家就不認識了?”“美國透過如學術協會，律師協會、職業協會等等各種協會，替代了審查委員會功能，而如果某位學者背離了這類協會所規定的所謂‘自律’，他們大機率不會如中國這樣進行政治批判，他們會先停止其工作，限制其經濟來源,必要時找個理由直接逮捕。”

　　“對於那些‘死不悔改’的也有兩個選擇，其一，幸叩谋或岆x出國境;其二，死於某場如車禍、跳樓、火災之類的意外，這種事美國中央情報處(CIA)秘密行動處是非常熟悉的，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查一查，過去美國的這個行動處和他的前身都幹過些什麼。”

　　“那麼如胡先生這類，是要做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站在革命的立場去理解和從事革命的工作，還是一如廄往的堅持追求自己西方式的‘個人學術自由’?”方葉繼續寫道:“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思想一度十分的混亂，各種流派紛紛登場，看似好像百家爭鳴，其實基本沒有什麼爭鳴，因為近代中國的思想主要是西方思想的延伸，一種是來自於西方的資本主義，一種是來自西方的馬列主義，只有這兩種思想在競爭。”

　　“兩種思想都是基於西方早前哲學分離出來的兩個支脈，他們之間相互競爭，從而實踐出了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然後相互對抗，過去這兩種制度哪種更合適中國，經過了幾十年的實踐也已經有了結果，事實表明馬列主義適合中國。”

　　“這是現實的政治也是歷史的抉擇，但是從過去走過來的許許多多的知識分子，至今還沒有深刻的認識到這二點，他們既對西方資本主義宣揚的所謂‘自由’抱著片面的認知，也對現在馬列主義的中國抱著難以理解的態度。”

　　“他們無法理解，甚至在心中無法認同‘階級論’、‘唯物論’，沒有認識到現下是這種全新的哲學觀點正在中國全面構建和實踐的歷史過程,而究其根本的原因，還是因為馬列主義所實行的分配製度傷害到了原有的利益階層。”

　　“這些階層包括了過去的舊統治階級下的各個利益階層，而舊學術階層也是這個階層利益之一，這個階層中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也很會選擇，他們大多學的都是過去對中國工業化發展沒有多少意義的文科,而他們為什麼要選擇文科呢?因為學習文科相對來說太簡單了。”

　　“如果學習了並進行實踐，那是真學者，但要命的是許多人將西方近代研究的方式學了個半桶水都沒有。”

　　“可就是如此，這也沒不妨礙他們將那點貨拿到國內來，忽悠沒出過國的國內知識分子。他們的方式是要麼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等重新西式解讀一下，要麼重新西式編排一下，再嚎上幾嗓子‘救國救民’，更多的是對著本國的一切一通‘批判’，當一個噴子，‘自稱要罵醒國人’，再加上文人彼此間相互一吹捧，就出現了一堆所謂的文學大師、文化大師、思想大師。”

　　“至於近代以來，哪些人都在西方抄了哪些東西，我在這裡就不——點名了，你們中的一些人跑到了國外，一些人現在還在國內，作為文化界偽學者的我，雖然不靠寫字這種低階手段混飯吃，但這個面子我還是要給，餡有多少心裡清楚,但文人皮薄我也是知道的――人艱不拆嘛。(注:人活著已很艱難，就不拆穿了。)”“所以造成的結果就是，在過去學術階層相當一部分人，醉心於文科，想怎麼研究就怎麼研究，隨心所欲，反正到月拿工資，至於是否對國家、對民族,是否對人民有益，是否對當下國家發展有益，那跟自己沒太大關係，個人所好須排第一，而且還要將這種‘所好’，貼上一個‘學術自由’的標籤，須知就這點水平，要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當文化混子，怕不得餓死。”

　　“如今，新中國需要擺脫過去落後的面貌，因此當下中國的所有階層,包括文化知識分子階層，都需要集中全部力量，解決中國建設過程中的問題，這就需要人們不能隨心所欲，因為任何力量的浪費都是國家的浪費，所造成的結果也只有一個，那就是拖慢新中國的建設速度。”

　　“隨著新中國的建立，從過去解決外部矛盾變成了現在要解決內部矛盾，這是任何一個新政權建立後都必然要解決的問題,如果身為知識分子，還不明白這一切，看不懂中國當下正在構建新的統治哲學，不懂得國家建設過程中文化知識分子應當承擔怎樣的責任，我建議可以在恰當的時機來一場‘文化界的大革命’，脫下長衫去深刻的體會下真正的‘救國救民’是什麼樣，或許也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學者、思想者、高階知識分子、普通知識分子，不管哪一種，如果脫離人民群眾，脫離現實社會，只是坐在一間屋子裡，只知道維護本身階級的利益，既不能創造出引導人類的新思想，又不能研究出提升國家治理和發展水平的新學術，更無對人民群眾的切身體會和同理心，那麼這樣的人是可恥的人，是喪失道德的人，只是一臺會寫字的造糞機。”

　　這篇文章方葉寫得很快，他原本是不想指名道姓評胡鋒的，但是瞭解了他的那此觀點和時下國家所處的環境後，方葉覺得作為一名跟著黨也有二十多年的左派知識分子，他不應該還是這樣的覺悟，他的這種‘頭鐵’行為，表面上看‘學術自由’鐵骨錚錚，實際上是在挑戰新政權的統治。

　　從這裡，方葉也理解了為什麼到了五月份胡鋒會被打成‘反革命集團’了，就他的那些扯著主席和黨大旗的思想，實質上就是和國家對著幹。

　　從1940年到1955年，整整十五年時間，胡鋒多次受到批評，到了52、53年更是直接批判了，但他卻毫不知檢討自己，那些年他更是在總理的指導下工作，卻是沒有看到一絲進步的地方，這樣的人最後被逮捕判刑,只能說在這個時代是有其重要原因的，甚至談不上冤。

　　方葉的文章送到了中南海，菊香書屋裡主席將文章看完之後，笑著對弼時和總理說道:“你們看，方葉同志思想進步很快嘛，他開始理解起這個時代了，這說明他的那個上帝視角終於回到了人間。”

　　三人說完笑了起來，而後總理說道:“一個時期有一個時期的政治要求，就我對他以往的觀點看，他總覺得這個時期一些事做的過頭了，覺得冤枉了許多人，這說明他對政治的認知高度不足，對這個時代與歷史的認知是脫節的，現在看來確實是進步了。”

　　弼時推了推眼鏡說道:“總理說的這個問題，方葉同志一直以來確實存在，他之前就不理解為什麼要這麼做，覺得學術的問題透過學術來解決，他對於‘革命’還缺乏認識，過去我們進行的是武裝革命，現在我們對國家的建設，其實是在進行—場方方面面的革命。”

　　主席微微點頭，將煙抽了一口說道:“無論如何，有進步就好啊，他終於不再認為，靠著輕言細語就能說服一些頑固分子了。”

　　“那這個文章呢?”弼時指了指主席手裡的稿子。

　　主席吸著眼看了看說道:“可以在人民日報王巖專欄發一發，關於胡鋒的問題，要當成一個典型來抓，該批判要批判,要從根本的思想上來對他的錯誤思想進行糾正，事實證明和顏悅色、輕言細語對於那些頑固派是沒有用的。”

　　總理補充道:“主席，胡鋒的典型問題確實應當狠抓,不過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界限的會議上個月才作了說明，因此關於胡鋒的問題是否也要做一個說明。”

　　“蒽來提醒的有道理。”主席點了點頭,他想起了方葉文章中關於學術與政治界限的表述，便接著說道:“我認為人民日報接下來的文章中，要說清楚胡鋒問題的不同性質，中央對於學術問題與政治問題的界限從未變，但是胡鋒的問題是其學術思想突破了學術與政治界限，直接挑戰政治，因此必須給予嚴厲批判。”

　　主席將文章緩緩遞向前,弼時接過稿件說道:“這個說明很有必要，要不然到時會覺得我們說話不算數。”

　　主席吸著煙笑道:“無論是政治界還是知識界，這都是一堂聲動的課啊，學術的政治要講，但過度政治化肯定是不好的，這中間的尺寸如何把握，我們都要學習。”

　　“主席,我覺得主席剛剛的這段話可以作為指示，加入到人民日報中去。”總理笑著說道。

　　主席擺了擺手:“這就不必了，不過可以在通氣會上講一講，畢竟政治與學術兩者也無法完全區分開來，如果作為指示，那隻會越走越教條。”

　　弼時點了點頭:“這件事上意會確實更恰當。”

　　國家初建很多方面的制度都不健全，全國上下正兒八經的管理人才也沒幾個，至於國傢俱體的建設計劃，哪怕已經五年了，目前還沒有形成系統，只確定了‘工業化’這個大綱，而工業化中重工業是一五計劃的重點，其次是恢復經濟和農業發展。

　　至於一五計劃中重工業比例過高的問題，方葉將歷年‘計劃’的歷史文獻資料都交了上去，不過少其、總理、陳芸三人研究後認為可以現在就調整，也可以二五計劃再調整，最後主席做了決定，他認為一五計劃重工業發展不能中斷，經濟向其傾斜是對的，同意二五計劃調整。

　　人民日報上‘王巖’專欄又出現了，此時稍微有些政治敏感度的人都知道他的文章出現，風向必定會變，然而當人們拿起報紙之後，才發現王巖一改過去不指明道姓的評述，直接點名了胡鋒，這讓所有人都感到驚訝不已。

第249章 又是一場大批判

　　王巖的文章刊登在了新一期的人民日報上，最先受到的震動的是文化界，過於幾年，王巖的文章從來沒有指名道姓的批評過誰,甚至還會在批判正熱之際，發表文章提醒批判過火的趨勢，而這一次則完全不同，這篇文章不僅沒有反對批判，反而也加入了批判。――這是大事情。

　　其實不少知識分子在心裡對於這場批判有著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為‘學術自由’沒錯，對胡鋒是抱有一定同情的，只到王巖的文章出現了，最先反映過來的是文藝界，王巖的批評意味著什麼，所有人都知道。

　　一場針對胡鋒的猛烈批判到來了，文化界的人士無論是自願也好，不自願也罷，都不得不站出來表明自己的立場，而作為當事的人胡鋒，他原本以為自己再度上書，會受到‘公正’對待，然而他沒想到，這一輪的批判，他直接被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正在被批判的胡鋒也看到了王巖的文章，只是在此之前，他拒絕認為自己有錯，覺得要保持‘學術自由’，為此哪怕國家給過他無數的機會，但他都拒絕改變過去的觀點，然而王巖的文章全面的回顧了他過去的工作歷程,並對他本人觀點的形成和認知進行了分析。

　　在王巖的文章中，胡鋒作為近代以來受到西化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之一，他片面的理解了西方的‘自由主義’，並沒有搞清楚學術與政治的界限，也沒有搞清楚他過去的工作，其實已經是在表明一種學術的立場了。

　　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他一面從事左翼政治文化宣傳，一面又反對左翼的政治哲學觀，因此他的政治文化觀與學術文化觀產生了錯亂，王巖在文章中更是直白的寫道:“如果胡鋒先生，單純的從事某類學術研究，比如理工科的研究，他可能使用不到具體的馬列主義哲學觀，但是他從事的是文化類研究，這就需要表達―種文化觀了。”

　　“我們都知道，任何學術本身，其實代表著一種自身立場，這種立場是基於其對過去思想價值的理解所形成的立場，但胡鋒先生很顯然並沒有清醒的認識到其學術立場與政治立場相沖突的問題，他將這種衝突，理解為‘個人學術自由’，他的思維事實上處在―種相對混亂的境地。”

　　“從事政治性的文化宣傳必然會帶有明顯的政治立場，而從事非政治類學術性的研究，那麼這種立場就不會那麼明顯，這是作為一名學者，應當保有的對政治與學術界限的基本認識。”

　　“當然，這不是說進行學術研究就不需要立場，而是這種立場是以認同當前意識形態的基礎上，所表述的一種思想認知，這種認知最終表述在自己的學術當中，而學術自由也是在此基礎上的‘自由’，絕非反當前政治價值觀、反當前意識形態，‘標新立異’的自由，這種行為只會踩到政治的紅線，而胡鋒先生之所以受到激烈批判，其根本原因大抵如此。”

　　夜色靜悄悄,房間裡燈光昏黃，而桌上則點著—掌煤油燈，參加完一天批鬥的胡峰迴到了家中，他正拿著報紙認真的閱讀著王巖的文章，而他的妻子梅智從坐在一旁雙眉緊蹙。

　　只到胡峰放下了報紙,梅智才說道:“你都看明白了嗎?”胡峰放下報紙，陷入了思索之中，卻是沒有立即回答，沉默良久，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說道:“感謝王巖先生，他的話就如當頭一棒，打醒了我。”

　　梅智站了起來，走到丈夫的身旁，雙手撫到了他的肩膀之上，親親按了按說道:“過去你總認為自己是一個自由的學者，要堅定的維護學術自由，這位王巖先生則是說得很明白，學術自由有其限度，絕非絕對的自由，這一點無論中西方世界都一樣，你過去的認識確實是有一些問題的。”

　　胡峰抬手在妻子的手背上拍了拍，又拿起報紙看了起來，只到第二遍讀完，他才回道:“其實自從看到王巖先生《學術與政治的關係》一文之後，我就已經發生過去自己的認知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了，只不過並沒有認真的理解那篇文章，反而見國家緩和了批判,認為自己有機會‘翻身’。”

　　胡峰重重的嘆了一口氣說道:“若是早些年就能意識到學術與政治的界限，那就好了，只嘆自己見識不足，終究還是將此二者混淆了，以至於才有今日。”

　　“現在你打算如何辦?”梅智從一旁的爐子上拎起水壺倒了一杯水，遞給丈夫問道。

　　胡峰想了想回道:“我當進一場深刻的反思，學術研究不應當突破當前的政治界限,更不應當錯誤的理的解,發表了反政治的觀點。”

　　梅智不由得眉毛一跳:“你這樣就等於認罪了啊，有沒有想過…。”

　　胡峰點了點頭:“錯了便是錯了，從事革命文化宣傳如何能不講政治立場呢?就如同王巖先生文章所說，即便是學術研究，也不應當反當前的意識形態，這種行為古今中外，哪個政權都是不能接受的。”

　　王巖的文章確實已經說得足夠明白了，現在國家正在構建自己的政治哲學，這是當前非常重要的一個‘歷史過程’，現在他胡峰就身處在這個歷史之中，卻沒有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反而如文章所說透過自由主義來‘標新立異’，以視自己維護‘自由’的決心。

　　而事實上，這種決心從政治上來講，它突破了學術與政治的界限,已經是一種反政治的行為了，主席將他觀點定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評斷，是符合政治實際的，並沒有冤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