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粉圓子山粉圓子
主席卻是擺了擺手說道:“不到萬不得已，這個手段不能用。”
吸了一口煙，主席繼續說道:“各位說得都有道理，但是歷史也確實已經證明，談判只會對印度有利，而對我方則大為的不利，今年與印度的談判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的看法，西藏那邊公路一通，我們應當要動起來。”
朱老總看向主席問道:“主席是什麼打算?”主席回道:“繼續推進西藏屯墾戍邊，東部將現有的林芝農場擴大到周邊，山南、日喀則、等地區都要逐步建立起來，同時抽調西南的部隊並組成多個的工作組，繼續深入墨脫、察隅將此兩地,逐步將整個林芝地區全部控制下來，不能再讓印度人佔領了。”
“西部的山南市採取步步推近的對策，壓縮印度人前進的腳步，派出工作組前往達旺工作，總之一條一步步的向前推進，若是遇到印度人阻攔，能談就談，談不攏也不要撤，這場戰事要打，就儘可能的提前打，最好在中蘇關係尚可之時就打。”
總理說道:“主席，如果我們實行推進政策，那中印邊境的爭端，外交部門應當採用什麼樣的處理對策?”主席回道:“從歷史上看，印度人根本無心談判，只是藉機進一步在藏南站穩腳跟罷了，所以我們不能給印度人這個機會，現在他們將將控制藏南一些地區，那裡的藏民也是有反抗的，因此在少要的條件下，我們可以聯合藏南地區的民眾一起來反抗印度的入侵。”
少其想了想說道:“藏南地區沒有進行土改，當地依舊在奴隸主的控制之下，他們大機率不會接受我們的政策，相反的，他們很可能會如歷史上一樣受印度的蠱惑，搞出個什麼‘藏人獨立’出來，到時那些奴隸主反而會起兵反抗人民政府。”
主席點了點頭，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1951年解放軍進藏,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部隊進入藏南後根本沒有任何根基，而且一旦大雪封山，部隊連給養都沒辦法送進去，後來實在沒辦法了，便又撤了回來，所以造成藏南丟失的原因太多了，但說到底還是國力的問題。
主席思索片刻回道:“少其說的這種情況是極有可能發生的，但是不能因為有困難我們就不去做，那樣只會助長印度人的囂張氣焰，我們應當清楚一點，以鬥爭求和平則和平存，以妥協求和平則和平亡，戰場上贏不了的，談判桌上也同樣得不到，指望和印度人談判拿回失地，那是妄想。”
這時朱老總終於開口了，他說道:“可以增加在西藏的駐軍，按主席的方式，將部隊灑出去配合工作組一地一地的接收，若遇抵抗則立即殲滅，不要給奴隸主勾結印度人的機會，如果遇到印度人，能談則談，真要談不妥，那也就只有一條路了。”
主席說道:“我們的卡車還是太少了，可以在蘇聯再買一批，要專用於西藏咻敗！�
總理回道:“臨時應急的話可以先買一千輛，長春的汽車廠預計明年完成建設，56年投入生產。”
“該買得買，我們要預備兩年內發生邊境大規模衝突，一千輛是不夠的，買兩千輛。”主席說道。
總理點了下頭，記錄了下來。
藏南地區的收復是一個十分困難的過程，印度人掌握了地理優勢，搶佔了先機，提前佔領了藏南大部分地區，外交談判基本無望，而我方想要進一步推進，但是由於地理上被喜馬拉雅山脈阻隔，交通條件更是極差，對我方十分不利。
因此，現在要進―步擴大在藏南地區的實控面積，就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還要面臨諸多不利的外交風險，就目前國內的情況來說，國家需要和平來進行發展，戰爭不是一個好的選項，但若是還如歷史上一樣，那麼藏南的九萬多平方公里，將會永久丟失。
這是一個很難做出的抉擇，不管則損失領土，管的話國力、國家發展、國際外交等等都會受影響，是暫時放下爭取國內的和平建設，而是實行推進政策，與印度針鋒相對，國家事實上處在一個兩難的抉擇之中。
不過現在已經下了決定，國家將執行推進收復政策，不會再仍由印度人肆無忌憚的侵佔了，而又由於方葉的到來，國家在藏南地區的實控，事實上比21世紀中國的實控面積還要多一些，真正被印度佔據的藏南領土大約為6.5萬平方公里。
遠在同安縣的方葉並沒有關注到藏南的問題，他此刻正在慶州市，來此的目的也很簡單，十月份蘇聯同意了幫助中國建立液壓工業，而一機部也打算在天津和榆次成立兩個液壓廠，當然除此之外，還有方葉要在慶州建立的液壓工廠。
與國家不同的是，華昌要成立的液壓廠，不只是一個工廠，而是一個液壓元器件工業產業鏈，包括液壓管件廠、金屬接頭元件廠、液壓泵(油箱)廠、一個閥座廠，以及一個液壓系統研究所。
然而現在這一切還一無所有，需要從零開始，不過好在蘇聯已經答應了幫助中國培訓人才並幫助中國建立相關的工廠，所以現在這些工作可以開始了。
慶州地委書記傅大章苦了幾個月，如今終於苦盡甘來了，方葉突然宣佈在慶州建一批新工廠，這讓他歡喜不已，因此待到方葉到慶州之後，傅書記和方市長兩人都親自跑來陪同。
“兩位領導，我來慶州只有一個請求，我需要一片地。”地委的會議室裡，方葉直接說明了來意。
傅書記掏出煙抽了一根遞給出方葉，笑道:“好說啊，不知道方葉同志要多大地方?”方葉接過煙說道:“350畝夠了。”
傅書記點下頭，臉上滿是笑意的回道:“沒問題，就是不知道要搞什麼工廠啊?”方葉笑了笑:“準備搞液壓工業，目前國內在這一方面還是空白。九月份我向國家打了個報告，希望能發展液壓工業，為新中國解決這方面的一些問題，現在國家已經批准了，將由華昌集團出資從蘇聯購進成套裝置，由蘇聯幫助建立工廠並培訓相關的人才，而我決定將工廠建在慶州。”
傅書記頓時大喜，不住的點頭道:“好好好，方葉同志的要求，我代表地委完全滿足，華昌看上那塊地，地委就劃哪塊，就是不知道350畝夠不夠，不夠的話可以再加。”
方葉點了下頭說道:“夠了，這類工業暫時不宜搞得太大，一是國內現在機械產業規模還小，二是投資太大的話，到時不利於回本。”
當然，方葉也不免要畫一個餅，他說道:“液壓行業是一個專業性極強的行業，這個行業要是將來能在慶州發展壯大起來，甚至成為國內龍頭行業的話，這對於未來慶州工業發展的佈局是極其有利的。”
在方葉的計劃裡，液壓工業將與華昌機電一樣，完全獨立執行，而他之所以將每個部件全部拆成一個工廠，目的就是期望將來做到專精,搞液壓泵的專於泵，搞閥座的專於閥座，而在整個工業鏈中，液壓泵、閥組（液壓閥)、管路(含元件)是三個不同的領域。
方葉在未來位面工作之時，就發現了這一領域所有的高階幾乎都是西方和日本的天下，液壓泵方面，美國的尼科、派克;氣動元器件費斯托;電磁閥方面日本的SMC和CKD;這些國家長期霸榜中國液壓和氣動元件器領域，而中國與之相比，做得最好的算是浙江的德力西了。
方葉現在成立這一批企業，就是期望透過未來不斷的努力，能夠在一定的領域與這些企業爭鋒較量，而這就需要每一個領域都需要全面發力，所以方葉才沒有將這些全部集中到一個企業，而是全部分開，讓其獨立發展。
雖然中國的液壓起步比這些國家都要晚，特別是美國的派克公司，早在1885年就已經成立，不過現在世界範圍內液力泵和電磁閥都還處於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起步階段，從這一點上來看，一旦中國在蘇聯幫助下完成了液壓工業的建立，其差距不會超過十年。
如今電磁閥的應用還不是很廣泛，1955年左右，德國與美國的新型電磁閥都處在研究階段，傳統的電動與液力換向閥組仍是主流，方葉打算用五到十年時間，追平這一差距，15到20年後展開與一流水平的同臺競技，他相信只要持之以恆的努力，這一目標一定能夠實現。
方葉的慶州之行，只用一天的時間就搞定了，傅書記親自帶著他來到了城郊的一片荒地，然後大手—劃，這一片地方便成為了華昌集團的工業用地，整個過程從上車到重新上車，僅僅過去了一刻鐘。
十二月中旬，兩名蘇聯專家來到了慶州,，考察建廠用地的情況，這些來自蘇聯的同志真的十分的用心，他們如同像是給自己的祖國建立工廠一樣，從地質地形到廠區規劃，全部進行詳細的講解。
陪同在旁的方葉看著他們那專注的神情，不由得暗暗感嘆，如果蘇聯能夠放棄大家長的作風，能夠與中國平等的相處，這個世界的未來一定會不一樣，只是這一切他無法改變，只因蘇聯不願意改變他們的態度，實是可哀可嘆。
1955年即將到來，華昌集團又到了一年的盤點之時，1954年華昌的事業迎來的真正的爆發期，華昌機電一年之中車銑床累計出售了六千五百餘臺，高功率電機一萬七千餘臺，微型電機出貨量達以了史無前例的二十五餘萬隻,而無刷機出貨量也達到了十二萬只。
華昌的微型電機主要用於單雙帶錄音機，華音錄音機睛1954年僅僅九個月，便在全球銷售了十四萬餘臺，累計銷售額約三千七百餘萬美元，華威電動工具也銷售了十二萬只，國外銷售了五萬餘隻，銷售額接近五百萬美元。
與此同時，電阻焊機產業也走上了正軌，經過一年多的推廣，也實現了八百多萬美元的佳績，加上天和電子、奶茶沖劑、華音的錄音、磁帶工廠裝置等,華昌集團1954年僅外貿一項，實現銷售額近九千萬美元，實現利潤三千八百萬美元。
按照目前的市場增長速度，預計1955年錄音機海外銷售將突破五十萬只，電動工具突破二十萬只，而天和電子由於處於受控狀態，因此1955年的計劃出貨總量控制在三千萬只，如果一切順利，明年華昌集團的銷售總額將超過一億美元，利潤不低於五千萬美元。
當然，此時國家的外匯也是受到管控的，所以華昌的利潤，除了允許留下一部分用於拓展業務外，其餘的將全部化為人民幣。
國內的業務，1954年的銷售額已經達到了3.9萬億人民幣，利潤為2.2萬億人民幣，扣除30%的稅收後，淨利潤仍將達到1.6萬億人民幣，華昌總贏利為按新人民幣匯率超過2.4億人民幣，算上1953年的節餘，華昌銀行賬戶將有三億元可以動用。
而根據華昌的規定，每年利潤中10%至20%用於科研投入，但由於1955年的主要投入將是液壓工業和數控機床工業，兩個專案的總投入只有六千多萬人民幣，因此華昌節餘的錢實在太多了，於是方葉決定擴大科研合作研究規模，增加費用開支，計劃將投入不少於七千萬人民幣，將過去的一百三十個科研專案，擴大到225項。
這些專案將涵蓋半導體、微電子、光學、電力、化學(電化學)、新型材料、新型電池等領域，每個專案投入的費用看上去並不多，但是對於此時的中國科研界來說，這些錢簡直就是難以想象的鉅額投入。
要知道這是一個連五萬元科研經費國家要掏出來都困難重重的時代，當年新中國的第一臺計算機開始的費用就只有這個數，而就是在這麼點經費的條件下，中國的科學家們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硬是將不可能變成了可能，製造出了新中國的第一臺計算機。
而方葉自從1952開始，就陸續在全國各大高校，尋找科研專案合作，只不過當初華昌的名聲太小，但派出的人找上門後，很多學校以為是詐騙，最後還是國家出面，才讓這些學校相信這是真的。
方葉自己確定了一些主要門類的研究方向，具體的研究專案他也不懂,好在華昌與上海交大合作多年，他們牽頭幫助華昌在全國尋找可研究的專案，到1954年時，專案確定為131項，現在這個專案數又增加到了225項。
華昌的研究經費中，最小的單位是五萬人民幣，主要是一些純理論型的研究，如數學這一類，科學院的數學研究所，因為與華昌的合作最為密切，他們一年收到的研究經費就有三十萬餘，這還不包括與華為簽有勞動合同人員的工資。
要知道國家給科學家和研究員的月工資也就是幾十到兩三百元不等，而一旦與華為簽訂了勞動意向合同，那麼研究員年起薪三千元，技術專家、科學家起薪五千元，年底有年終獎金，研究獲得了重大成果還有專案獎勵或者專利分紅，這些簽定了意向合同的人才，等到華為研究院建好後，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將來到華為工作。
華昌拼命的在全國挖人才，而這是經過了國家同意了的，每一位與華為簽訂合同的人都經過了國家的批准，當然方葉也與國家有言在先，一旦國家有某重大工程啟動，需要哪些人才可以從華為直接調回。
如今全國的人才數量有限，華昌搶走了，國家就沒有了，但實際情況又是，國家雖然有這些人才，但是苦於沒有科研經費，現在全國的重要科研單位、學校的研究室(所)，如長春光機所、計算機所等都靠著華昌的投入展開了大規模的研究，這些投入目前的時間還斷，但是方葉知道，只要繼續投入下去，再有三五年就能看到成果陸續出現了。
忙完了公司的事，又到了年終，方葉終於可以停下來歇一歇了，不過他又接到了人民日報的電報，問他答應報社的文章什麼時候寫，方葉撓了撓頭，這才想起來，這一拖已經拖了三個多月了。
“小許。”方葉走到門口喊了一聲，不一會秘書許耀明便快步走了過來。
“那個，最近新聞有沒有發生什麼大事啊，這段時間太忙了，報紙都沒有看。”方葉說道。
許耀明抿起嘴，稍加思索便說道:“近期內最大的事，便是國內文學界在批判俞伯平的資產階級思想。這場批判會從十月就開始了，現在還沒有結束，主席也在其中發表了觀點。”
“嗷~具體是什麼情況。”方葉提了指沙發說道:“坐下將知道的跟我說說。”
許耀明走到位置上坐了下來，而後介紹起了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
第244章 寫點什麼
辦公室裡，許耀明詳細的講述了這段時間人民日報上針對俞伯平的批判，這件事的始端來自於九月一日山東大學報刊《文史哲》上一篇名叫《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的文章，這篇文章是由兩位名叫李希凡和藍翎學生寫成的，後來人民日報便對俞伯平展開批判。
許耀明不知道這個過程之中發生了什麼，但是方葉卻是知道的，這便是1954年的文化大批判，主要針對的是文化界的‘胡適’資產階級思想和唯心論觀點。
文章發表之後，不知透過什麼途徑被江清讀到了，於是便推薦給了偉人，而偉人讀後也認為文章相當的不錯，於是江清便找到了人民日報的總編鄧拓要求發表，而鄧拓在未與分管文藝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的商量下，採訪了文章的兩位發表人準備在報紙上發表，只是小樣排出後卻受到了周揚的反對，文章便沒有發成。
接著九月下旬的一日，江清再次來到了報社，並找到了周揚、林默涵、鄧拓、林淡秋等人展開了座談會。
此時的江清是電影處處長，是下級，但是卻能直接安排是中宣部的上級和報社的會談，這種情況下週、鄧二人當然心裡是有一些看法的，何況他們二人也搞不清楚，這到底是偉人的意思，還是江清本人的意思。
事實上，在早些時候，周部長有一次去看偉人時，就表達了搞不清‘到底哪個是主席的，哪個是她個人的’。他表示‘是主席的指示，就堅決執行，若是她個人的意見，大家還可以討論。'偉人“哦”了一聲後問，有這樣的事情?隨後又說，江清很聰明。
因此當江清要求將這篇文章發表到人民日報上後，周、鄧二人自覺認為是江個人的意見，所以給予了不同程度的反對，周副部長隨後提出由《文藝報》轉載，而與會的林默涵、何其芳則說‘這是小人物的文章,沒什麼了不起的。'時任文藝報主編馮雪峰找到了寫文章的二人談話，認為文章寫得很粗糙需要再改一改,發表時還要再加一個編者按。
後來文章終於發表了，編者按還是馮親自寫的，他認為兩個青年人以科學的觀點評價俞伯平《紅樓夢簡論》值得大家注意，但作者的意見還不夠周密，不過認識是正確的。
馮作了一個持公之論，只是他可能萬萬也想不到，他和周揚、鄧拓卻因此得罪了人。
方葉將收集來的報紙一—看過，不由得輕輕嘆了一口氣，這三人得罪了江清，最終在文革之中都沒有得到好結果，當然那是過去的歷史，未來怎樣方葉現在也不知道，他不清楚未來發動新的邉俞幔�會不會那麼過火。
江清將文章發表的經過告知了偉人，這引起了偉人的不滿，但看到馮雪鋒的編者按後更是感到‘問題嚴重’，他認為‘對年輕人要求太高，發表權威們的文章怎麼就沒有那麼高的要求了?’。
時至10月16日，偉人親自提筆給政治局和其它同志寫了一封信，便點名了其中28人閱讀，信中重點指出，要與‘胡適資產階級唯心論做鬥爭’，他還認為‘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採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這封信寫得相當的嚴厲。
一信激起千層浪，隨即文化界展開了對俞伯平的激烈批判，一直到十一月初，上級來了新的指示，要求將矛頭由俞伯平轉向胡適，當然這不是說能俞的批評判就結束了，事實上從十月到十二月間，間各種批判會就召開了110多次，受批判人的俞伯平更是要趕場赴會。
而之所以要發起如此大的聲勢，主要還是此時的文學界，還沒有學會使用馬爺爺主義哲學觀,不會從唯物主義和階級論的觀點去分析。
具體到俞伯平的《紅樓夢簡論》上，俞師承自胡適屬於紅樓考據派，認為紅樓夢寫的是一家一姓之興衰悲劇，而他們的學術觀點也是基於此出發。
1954年俞就將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進行了發表，一時間受到了社會的好評，但是他的這種觀點與時代的大方向是相違背的，他沒有從唯物論出發，而是從唯心論出發，只分析了一家—姓之興衰,而沒有看到‘封建官僚階級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必然走向崩潰的結果。’胡適作為新文化邉右詠淼墓仓R分子，他信奉的是‘自由主義’，不贊成‘階級鬥爭’學說，但是他也曾經‘左’過。
1926年的七月，他到了莫斯科被蘇俄革命和建設的新氣象震動，並與蔡和森等黨員暢談良久，後事還對徐志摩說‘只要我們肯幹，什麼制度都可以’，徐志摩則說他‘像一個布林什維克’。
只是不久之後，他又寫文並在《晨報》上刊登了反蘇的言論，其後報館被左翼青年放了火，他為了表達自己容忍一切異見，並寫信給陳獨秀，批評主張階級專制的人，認為他們連信仰自由都容忍不了。
1927年白色恐怖時代，陳延年被捕，胡適立即託關係救人，便找到了吳稚暉，只是這個姓吳的不是好人，他立即揭發了陳延年的身份，致使延年、喬年兩位革命志士最終犧牲。
1932年陳獨秀被捕，他發動文化界聯合寫信給蔣介石，主張從輕發落，老蔣採納了他們的議建，後來陳獨秀服刑期間，胡適也經常接濟他，還按陳的要求購買書藉送閱。
縱觀胡適此人，他是新文化邉拥陌l起人之一，但是這場邉又幔闩c陳獨秀、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分道揚鑣，不過他既不贊成馬列主義，也不反對，不過他確實不認可是馬列主義中的‘階級鬥爭’。
他認為︰‘階級鬥爭無形之中養成一種階級的仇視心…….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許多建設的救濟方法成為不可能，使歷史上演出許多本不須有的悲劇’。
從他的觀點中，我們不難看出，在中國革命的整個階段中，他始終主張的是一種‘自由主義’和‘改良主義’，並沒有認知到中國在這個階段，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方葉花了兩天時間，透過報刊和對歷史的查閱，搞清楚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不過他卻並沒有就此動筆，只因這樣的文章並不好寫，特別是在當下的這個環境，是客觀的敘述還是一左到底,這讓他感到很猶豫。
整整思考了一日之後，他覺得還是要寫一篇文章，並且採用中立、客觀的原則，至於這篇文章能否發表，他覺得還是讓上級來決定，所以這篇文章還是如以前一來，透過五二六局寄到中央，由領袖們來定奪。
夜色靜悄悄，公司裡的同事都已經下班了，但方葉辦公室的燈還亮著，此刻的他坐在電腦前，直到一支菸抽完，雙手才放到了鍵盤之了。
《從‘紅樓夢簡論’的批判聊起》副標題:——時代的思想賦予了我們怎樣的啟迪?》作者:王巖，文章的標題起完了，隨即正文開始。
不過在正文開始前，方葉還是花了不到兩百字，寫了一個‘簡述’，在這個簡述之中，他表達了寫這篇文章的意圖，以及所抱持一些基本觀點。
他將透過文章回顧半個世紀多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動態，不過不會進行某項觀點的批判，而只是表達一種個人觀點，所以這不是一篇帶有具體立場的文章，他將盡可能透過客觀的敘述，論述中國為什麼最終選擇了現在的馬列主義思想。
文章並沒有從‘新文化邉印瘜懫�,而是從‘戊戌變法’寫起，先是回顧了清朝為什麼會發動‘維新’以及基本的過程,而後才揮筆寫道:“一八九八年的‘戊戌變法’是一場企圖透過‘改良主義’來使得中國改變落後的封建面貌，但這場邉幼罱K僅僅持續了百日便失敗了，而其失敗的原因也很簡單，它觸及了封建專制統治階級政權的核心利益。”
“以康有為、嚴復、梁啟超先生為代表維新派，沒有采用改革的方式，而是認為透過一場妥協式的改良邉樱湍軌蚴沟弥袊煞饨▽Ｖ祈樌霓D向君主立憲制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們忽略了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群體維護群體利益的決心與意志，也表現出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軟弱性。”
“改革與改良，二者一字之差，但是卻有著很大的不同，具體表現在範圍、深度、目標上的區別。”
“改革是對現有體制根本性的、全面的改變，旨在創造全新的形象或解決根本問題;而改良則是對現有體制的修正、修訂，以最佳化現有體制或滿足當前的需要。”
“但改革對於當時的大清王朝來說，無意於‘斷其龍脈、滅其統治’，是會對統治階極造成根本性的衝擊甚至是顛覆，因此這場維新邉樱罱K採用了改良的方式。”
“改良派們期望透過這一方式，既能保證現有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不受大的損失，又能改變當時體制落後的面貌，使得統治政權獲得一定程度的喘息機會。”
“然而這種既要又要的想法，並不符合當時統治階級利益集團的思想,在統治階級看來，現有的體制是他們獲得最大利益的保障，任何對這種體制進行一絲一毫的變動，都是在損害他們的利益，因此他們拒絕任何改變，或者說這種改變，最終必須保證他們的利益不受任何損失，然而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無論是改革還是改良，統治階級實際上都無法接受，所以這場改良邉幼罱K以失敗告終，但客觀的說，戊戌變法，是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的變法邉樱蚱屏诉^去‘舊有思想’的束縛，促進了思想解放和啟蒙邉樱苿恿酥袊默F代化程序，在激發愛國主義的同時,也為後續的改革奠定了基礎。”
“中國的第一場資產階級改良邉与m然失敗了，但是國內的‘新思想’反而因此興起，各路仁人志士，紛紛開始研究拯救中國的辦法，—大群新的思想流派在不同的歷史階段開始興起。”
“戊戌變化失敗以後，有以嚴復、梁啟超先生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辛亥革命以後又有以陳獨秀同志、胡適先生為代表的激進主義;還有孫中山與梁啟超先生為代表的革命思想等。”
“嚴復先生是近代將西方思想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其自由主義初始主張為‘自由為體、民主為用’，他以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價值觀為核心，否定傳統的綱常倫理等文化，而在政治上建立西方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最終實現全盤西化。”
“戊戌變化至辛亥革命這段時間內，嚴復先生的思想開始轉向，他放棄了《天演論》時期的社會達爾主義立場，開始專注於國家觀和民族觀的建立，這一觀點的起因是他擔憂‘義和團狹隘民族主義’和‘排滿革命’，他試圖透過理論構建一種統一的國家觀與民族觀。”
“這一時期的嚴復先生的思想開始逐漸偏向保守，在一些問題的認知上，體現了一定的時代侷限性，他沒有意識到義和團邉优c革命思想的進步意義。以義和團邉訛槔@是一起由人民群眾自發組織形成的反對帝國主義針對中國的侵略的偉大邉印！�
“雖然義和團邉油瑯佑兄鋫I限性，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的出現使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過去在世界其它國家屢試不爽的殖民主義在中國破產了，對於這場邉拥恼J知，國內爭論良久，但我們不妨轉換一個角度看看當時的西方侵略者和有識之士是如何說的。”
“英國海軍元帥西摩爾在辛丑年正月的《萬國公報》中回憶道‘如果義和團完全使用現代槍炮的話，那麼我率領的聯軍必將全軍覆滅。’”“德意志陸軍上將瓦德西:‘吾人若一觀察日本明治維新之迅速與成功，則此處實值得吾人加以特別注意――至於中國所有好戰精神尚未完全喪失，可於此次‘拳民邉印幸娭！廊藙虞m相語，謂取此州彼地，視外人統治其億萬眾庶之事，若咄嗟可立辦者，然實則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其天下生靈四分之一也。”
“而後瓦德西繼續說道‘茲瓜分(中國)一事實為下策，如實行其下策，則後患不可不防矣。”
“美國著名作者馬克.吐溫:“外國人不需要中國人，中國人也不需要外國人。在這一點上，我任何時候都和義和團站在一起。他們是愛國者。”
“德國社民黨中央機關報:如果說有所謂的‘神聖戰爭’，那麼中國奮起抗擊以主子姿態出現的外國剝削者的戰爭，正是這樣一個‘神聖’的民族戰爭。”
“列寧:試問，中國人對歐洲人的進攻，這次遭到了英、法、德、俄、日等國的瘋狂鎮壓，究竟是由什麼引起的呢?……，那些到中國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所謂的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販賣毒害人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不能痛恨他們嗎?”“以上可以看出，無論是侵略者還是世界的正義之士，他們對於中國的義和團邉樱加兄逦陀^的評價，唯獨國內的一些知識分子，自稱學貫中西，但是他們在看待這一問題上，卻展現出了完全相反的一面。”
“言歸正傳，嚴復先生的思想經歷了維新、八國聯軍和辛亥革命三個階段後，最終開始趨向於一種保守的思想，但他對於中國現代哲學啟蒙的作用是無可置疑的。”
“從百日維新到辛亥革命，西方的思想開始全面流行於中國，各種思想的碰撞最終催生出了五四新文化邉樱@場邉訉χ袊纳羁逃绊懸恢绷鱾髦两瘢苿恿藭r代思想的解放和啟蒙，促進了文化的普及和繁榮，推動了學術研究，當然它還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新文化邉邮墙袊顐ゴ蟮囊粓鏊枷脒動，它深刻的改變了過去中國的舊有思想，但其同樣有著一定的侷限性，那便是時代的思想者們透過這場邉樱贸鲆粋�很重要的結論，那就是中國近代以來落後的根本原因是因為文化落後、文明落後、思想落後、制度落後。”
“制度與狹義的思想落後是事實，因為它已經不適應現代以西方工業文明為基礎形成的新制度與狹義的新思想，但是這不表示中國的文化和文明落後，甚至也不表示廣義上的思想落後，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工業即採取自然物質資源，製造生產資料、生活資料，或對各種原材料進行加工的生產事業。”
“工業的產生源自於技術的進步，而技術進步是一個延續過程的進步。中國之所以沒有這種延續的過程進步，是因為在滿清的統治下,統治階級為了統治需要，人為中斷中國過去幾千年來的技術進步從而導致的最終結果。”
“而過去的無數思想者們，都認為中國落後是因為文化、思想、哲學等的全面落後，這其實是一種片面的認知，西方近代形成的技術優勢既不代表文化優勢，也不代表文明優勢，更和人種的優勢沒有任何關係，它只是一種單純的技術優勢，是可以透過教育、學習等手段所掌握的。”
“所以，當有一天中國的工業水平與科學技術發展到同西方難分伯仲之時，人們就會發現，西方不僅在文化和思想上是落後的，而且他們的制度同樣存在著巨大的問題，今天暫時的落後不應成為否認自身一切的由來。”
“就如同那些要廢除漢字的一些學者一樣，這是一種自我文化否定且極其短視的行為，每一個支持者都會被歷史記錄再案,然後受後人千古唾罵，這個時間甚至不需要多久，三四十年即可，今天的一些人將來是能夠看到那一天的。”
“新文化邉舆@一期間，各種思潮開始形成自有的認識，不同的思想者走上了不同的信仰流派，陳獨秀、李大釗同志走上了馬列主義的道路，而胡適先生皈依了自由主義;熊十力、梁漱溟先生開始了他們的新儒學等等等等，許多人士開始了自己拯救中國的新一輪探索與實踐中去，我們不能否認他們中的每一位，因為他們都是愛國者。”
“此時中國的政治生態也發生了變化，護法邉邮≈幔瑢O中山先生痛定思痛，組建了國民黨，同時他也發現了蘇俄共產主義的成功對於中國革命的巨大價值，於是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共兩黨展開了第一次合作。”
“但國共兩黨在於中國的治理上有著根本性的區別，國民黨並未汲取‘戊戌變化’失敗的教訓，依舊採用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
“從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到1949年敗退臺灣，34年間這個政府有著無數次改變中國的機會，但是他們與當年滿清的統治階級一樣，不願意放棄統治階級的利益，從而由一個革命政黨，逐漸退變成了帝國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在中國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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