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杏子與梨
代入到當年對方一筆一筆在畫架前構圖著色的過程之中。
嘗試著從無到有的“創作”出這幅《雷雨天的老教堂》出來。
這麼一畫。
顧為經頗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透過畫筆，去想像藝術家們的心路歷程，去試圖還原卡洛爾是如何用畫筆描繪自己所看到的一切的這個過程，讓顧為經有一種極為特殊的代入感。
藝術創作過程中，經常會有一種感覺。
當你凝視著一幅作品太久，熟悉它的一筆一畫，每一處轉折，每一處濃淡，每一處最微小的變化。
你就會代入進去。
像是站在阡陌小路的一端，長久的凝視著另外一端一個影子。
看啊看啊。
百次千次。
你就會越來越近，越來越近。
直到慢慢的走進了那個影子之中，融為一體，分不清你我。
這便是藝術的魅力。
聽戲的票友聽的多了聽的入迷了，入痴了，容易自己就登臺下海，分不清是在戲裡還是在戲外，說話時都帶著戲腔。
紫砂壺的大師顧景舟極愛康熙年間的制壺高手陳鳴遠，研究來研究去，製出來的壺真假難辨，最後他仿出的梅乾壺竟然被諸多專家鑑定為陳鳴遠傳世之器，從而被故宮和南京博物所館藏。
《現代啟示錄》的剪輯師，愛極了鏡頭下的攝影片段，每天在剪輯室中，看膠片從眼前播過，日積月累之下，竟然把自己當成了導演科波拉，當成了這部電影的主人，偷配了一把鑰匙，在下班後偷偷折返公司重新把導演剪輯出來東西刪除，自己來剪。
被科波拉抓住開除後，一把火把膠片給燒了，用信封裝著灰燼寄給真的科波拉示威。
……
這些例子中，有些已經開始有了《聊齋志異》裡畫皮，人鬼難辯般的詭譎。
嚴格意義上來講，最後那個剪輯師把自己當成了導演科波拉，已經是精神問題的一部分了。
顧為經倒還遠遠沒有到這一地步。
在他心中，這像是一場猜迷遊戲。
華夏古代的文人，把寫詩作賦當成了和友人之間的心智遊戲。
典故，格律，韻腳都考究之極，不光把酒話桑麻、把酒聚親朋、把酒說天下，聽雨歌樓上，聽雨客舟中，聽雨僧廬下，皆代表了不同的人生心境。
連每一個字都極為的講究。
僧推月下門，僧敲月下門，春風又到江南岸，春風又過江南岸，春風又綠江南岸。
思前想後，推敲推敲再推敲，直到那一個字終於對了，合上了主人心意，恰似最後一塊拼圖被補全，兩支銅鑼嚴絲合縫，不差分毫的合在一起。
在“鏹！”的一聲脆響之中。
主人便終於心滿意足。
顧為經現在所做的，就是把這件事反過來。
繪畫是畫家的吟詩作賦。
作品則是藝術家留下傳世的詩歌。
眼前這幅《雷雨天的老教堂》是女畫家卡洛爾給他所留下的一道迷底。
他要拿著迷底反推秘面，去推敲對面的情感。
就像要拿著“僧敲月下門”推敲出賈島在靜寂的夜晚月下，敲響友人家大門時的心跡，拿著伊蓮娜小姐的演講中那個“42”的答案，去反向回溯宇宙的終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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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為經永遠都不可能，真正的把自己代入到女畫家卡洛爾的創作狀態之中。
他甚至連對方到底是誰，都不得而知。
空間上他們同在老教堂之中貼的很近。
時間上他們則一個在2017年，一個在1876年。
這條阡陌小道的兩端，是141年足足五萬三千天的距離。
手中的一切的材料，而今只有阿萊大叔所找到的地下室油布紙所包裹著的傳教士日記上的寥寥幾行記錄。
時間是這個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顧為經不可能跨越150年的間隔，靠著幾行文字，就成為卡洛爾，回到那個暴雨之夜，感受到她所感受到的心情，目睹她所目睹的世界。
但解迷的樂趣，恰恰在於未知。
未知就代表了無限的可能。
這些雲朵、樹葉、落雨、燭光，還有佇立在雨水之中教堂磚瓦稜角分明的線條，都分別代表了什麼？
這種短促的筆觸是特意的想要追求雨水綿密的質感麼？繪畫時，她的身體有沒有被暴雨所淋溼。
這種螺旋的線條又為什麼要如此處理呢？這種螺旋的表達方式，在今天的作品中已經不算稀奇了，可是在1876年，在印象派都還只是一個模糊的不被認可的概念的時代。
畫布上的處理方式，還是相當新奇的。
卡洛爾是真的看到了這樣的色彩，還是內心的情感的某種激烈的寫照？和二十年以後，梵·高筆下的那幅扭曲的星空，是不是有異曲同工的感覺。
而這些斷斷續續的線條，又是怎麼回事呢？她為什麼要開發出這樣的繪畫語言。
……
顧為經提起畫筆。
他一邊慢慢的想，一邊慢慢的畫。
窗簾在六月仰光白天的暖風和陽光之中微微舒展，像是舞臺飄搖的大幕一般，似露非露的，輕輕飄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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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簾在六月德國夜晚的冷風和陽光中微微舒展，像是舞臺飄搖的大幕一般，似露非露，輕輕飄蕩。
安娜坐在窗邊，拉開窗簾的一角，看著窗外聖母教堂的巴洛克風格的金色穹頂。
一隻白色天鵝頭頸低垂的雕塑正趴在那裡。
天空中下著小雨。
雨水滴滴噠噠的打在雕塑之上，又點點滴滴的順著它的長喙落下，在街上停著的一輛藍色的大眾高爾夫的擋風玻璃上砸的粉碎。
歐洲有一個經久不衰的傳說，說是天鵝是世界上最美麗，最通靈的生靈。
它會在將死那一刻，唱出最優美的歌。
“讓我登上蘇紐姆石崖。”
“那裡只剩下我們低聲應答。”
“讓我像天鵝，在死前歌唱。”
“亡國奴的鄉土不是我邦家——把薩摩斯酒杯摔碎在腳下！”
伊蓮娜小姐輕輕的念起了一首詩句。
它是詩人拜倫《哀希臘》的最後一個詩節。
在寫下這節詩的四年以後。
這個英國人病逝在希臘民族解放的戰場，從此便成為了整個西方文藝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
後世很多歐洲詩人或者自詡為詩人的傢伙，都嫉妒拜倫嫉妒的要死。
嫉妒他的才華，嫉妒他的人生，嫉妒他的薄命。
甚至嫉妒他的死。
安娜聽說她太爺爺在學校裡上學時，有位同窗的父親，年輕的時候，就極為崇拜拜倫。
照片裡他燙著拜倫一樣蓬鬆的捲髮，穿著領子很長的襯衫，還有絲綢的袖套。
也是當年一條很潮的文藝青年。
戰爭爆發的時候。
別人身上都帶著陸軍手冊，帶著作訓檔案，他的黑色小羊皮領龍騎兵中尉制服胸口的袋子裡，始終放著兩本詩集。
一本是自己的詩，他自費找書商印刷了三百本，給小圈子裡的人傳閱。
另外一本，就是拜倫的詩選。
彷彿在說，“拜倫？你看到了麼！你做到的事情，如今我也做到了，我帶著詩歌衝向戰場了！”
然後他果真就死了。
死在了1916年東線和沙皇俄國的大會戰之中。
那年冬季，沙皇俄國發動了布魯西洛夫攻勢，包括40萬俘虜在內，一個冬天奧匈帝國就損失了超過150萬軍隊。
他以為自己是龍騎兵的中尉，是勳爵，是去騎著珍愛的戰馬贏得歡呼、掌聲和榮譽的。
戰爭會在一個月內結束。
那時，
他將帶著勳章回家，把自己的詩集拋贈給高唱《上帝保佑吾皇弗朗茨》的人群之中。
事實上戰爭整整持續了四年三個月。
大帝國們為了劃分霸權與地盤而相互撕殺，世界被打的千瘡百孔。
整整一千萬人死於戰火。
在重炮、機關槍、鐵絲網和機關槍面前，龍騎兵的中尉死的絲毫不比沾滿泥漿計程車兵更加的英雄或者更加的榮譽。
寄給父親朋友的最後一封信中，再也沒有了出征前的英雄氣概，意氣風發。
充斥著對戰爭的迷茫和畏懼。
可他還是死了。
死的無聲無息，無人記住。
他那麼崇拜而又那麼嫉妒拜倫，拜倫死於希臘的獨立邉樱麉s死於一場以入侵塞爾維亞為開端的侵略戰爭。
還有比這更加黑色幽默的事情麼？
每一個不成功的藝術家，都會以為自己是那隻最與眾不同的天鵝。
他們以為自己能引吭高歌出與眾不同的曲調，被後世的人們傳頌紀念一次又一次。
而事實上。
他們只是時代這口燉煮一切的大鍋裡的一隻普普通通的灰鴨子，迷迷糊糊稀裡糊塗的就被燉煮了個乾脆。
沒有人會記得他們的存在。
沒有人會記得他們的死。
甚至。
也沒有人會記得他們的生。
就算是真的天鵝又怎麼樣，就算你是被封印在天鵝中的公主又怎麼樣？
冰肌雪骨，玉質芳華，才華橫溢，自信堅強。
可想毀滅你，需要的也僅僅只是一顆獵槍裡的子彈。
子彈會在乎它射穿脖子的是灰鴨子還是白天鵝麼？
子彈又會在乎它射穿脖子的天鵝，是否那麼的自信堅強麼？
這個世界上曾有太多枝獵槍，也有太多個能開槍的人。
有些時候，那些開槍的，是瘋狂的時代。有些時候，是家人，是以號稱“愛你”，“為你好”的名義，扣動的扳機。
伊蓮娜小姐的日常生活非常忙碌。
自從安娜成為了《油畫》雜誌視覺藝術欄目的經理以後。
她每天的日程安排的很滿。
每一週恨不得都能接到十張以上的各種大大小小的雙年展，藝術節，藝博會，頂級個展的策展人，組委會和主辦方政府，邀請伊蓮娜小姐出席擔任評委的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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