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吾谁与归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读书识字明理，正是生产力提高后体现的需求，从水利螺旋压扎机、飞梭、钦天监十大历局的地动仪、十八种齿轮套件、八十锭的棉纺车等等来看，工匠所谓的贵族化，是极大的促进了生产力。”
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只有不断提高经济基础，才能够不断的提高文化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两宋文化兴盛的原因，完全的得益于繁华的经济基础。
于谦认真的思量许久俯首说道：“陛下圣明。”
陛下不止一次证明了自己才是对的，这一点连流落到了交趾的柳溥都深表赞同，如果柳溥能够早一点领悟到陛下是对的，他也不至于现在如此不堪。
而陛下从四个角度去考量工匠贵族化是否合理，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一以贯之的，而非临时起意。
“那么，工匠真的贵族化了吗？”朱祁钰摇头说道：“朕以为不然。”
工匠贵族化？
其实工匠只是中产，而不是贵族。
“倘若一个工匠当街杀人，即便他的匠爵是大工匠，知府衙门在判的时候，依旧要判其斩立决，送大理寺三次复奏，而后秋后问斩，更遑论大工匠本身就是守序者本身。”
“但是一个世勋当街杀人，这个世勋就可以通过议、请、减、当、免，来免死，即便是最严苛的法学士去断案，亦是如此。”
司法特权。
商鞅是秦国严刑峻法的代表，甚至作法自毙，商鞅因为逃亡住宿需要验看身份而被抓捕，自己的法条害了自己的命。
即便是商鞅，面对还是太子的秦惠文王嬴驷当街杀人，商鞅也只能处罚太子的老师，而无法处罚太子。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只是法家美好的愿景。
工匠缺少了明显的贵族特权，在司法、徭役、税赋上，都没有得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优待，甚至比之缙绅尚有不足，何谈贵族化？
于谦则眉头紧皱的说道：“陛下所言有理，但是臣依旧认为工匠有贵族化的可能，并且正在发生。”
在于谦看来，陛下有意让工匠阶级平替缙绅阶级，完成对阶级平替，这个过程中，一些过去走过的弯路，是必须要避免的。
比如司法、徭役和税赋上的特权。
朱祁钰想了想说道：“朕并不否认这种可能和现象，而且朕以为是一种必然和趋势，无论怎么看，都要比只会收租的缙绅要强的多。”
只知道收租，只想着如何钻朝廷的空子，研究怎么收租的缙绅，绝对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社会现象。
相比较之下，朱祁钰更愿意给工匠们一些司法上的格外优待，比如给的劳动报酬远低于市场价格的时候，工匠们有罢工的权力，通过司法和行政，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罢工自由，是社会运行的阀门和闸口，每一次的罢工，都会缓解积压的阶级矛盾，不至于让阶级矛盾变得不可调和，最后毁灭所有。
这一点上，苏太祖在苏维埃建立之后，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在工人国家里罢工的工人，是对自己进行罢工吗？
对此苏太祖明确表示：在工人国家里工人采用罢工斗争，其原因是工人国家仍存在弊病，存在着各种封建和资本的残留，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仍需继续斗争。（苏太祖文集第四卷）。
到了苏慈宗的时候，苏慈宗虽然没有禁止罢工，但是仍然将罢工视作违纪、旷工和破坏行为，严厉禁止。
这一点，并非苏慈宗背弃了工人，而是在苏慈宗时代，国际局势的变得更加紧张，三德子民粹高涨，整个欧洲坐在火药桶上，苏慈宗只能选择这种手段，加速工业化进程。
最后也证明，苏慈宗在国际局势判断的精准，因为没过多久，三德子就开始入侵苏联，残酷的卫国战争打响了。
这也是苏慈宗坟头上的垃圾之一。
朱祁钰虽然没有赋予匠爵任何的司法特权，但是他在司法上，支持和保护工匠们的利益。
大明并没有什么迫在眉睫、火烧眉毛的压力，不必牺牲工匠、农夫的劳动利益，去加速工业化进程。
于谦端着茶盏，慢慢的品茶，慢慢的思考，他在思考国家之制，在思考大明朝日后五十年，甚至百年的未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无长策，必有灾殃。
于谦放下了茶盏，颇为认真的说道：“臣其实还有担心的地方，眼下大明官厂越来越多，日后这大明的官厂，要是学了两宋的官厂，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是于谦的第二个担心。
大明的官吏世勋特别喜欢拿两宋作为历史借鉴，比如杨洪当年就喜欢拿两宋的重文轻武说事，劝谏君上不要重文轻武；
而户部尚书金濂，也喜欢那两宋的官办专营，民生嗟叹说事，劝谏君上不要随意加税，不要与百姓争利；
刑部尚书俞士悦也喜欢拿两宋提刑官尸检来批判两宋的风力阻挠刑名，事实和真相不重要，而是风力舆情重要。
这种整体乳宋的习惯，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这其实怪大明太祖高皇帝。
在洪武二年，元顺帝跑到了草原上继续苟延残喘，朱元璋一席话语，让北元朝廷君臣集体破了大防！
北元小朝廷的朝臣们，纷纷请命，要元顺帝杖杀明使，反攻中原，不死不休！
连元大都拱手让人的北元小朝廷为何破防？甚至要斩杀来使，杀的天崩地裂？
就是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派遣使者下了份诏书，说：【朕今为君熟计，当限地朔漠，修德顺天，效宋世南渡之后，保守其方，弗绝其祀。毋为轻动，自贻厥祸。】
意思是：咱为你元顺帝考虑好了，你应该像南宋朝廷南渡之后一样，画出漠北疆域，修身养性，顺应天命，不仅能当一方诸侯，宗庙也不会断绝，不要再折腾了，若果折腾的话，后果自负。
这一句‘效宋世难度之后’，让北元小朝廷的君臣极其破了大防。
要知道元朝的建立有两个根基，第一个就是忽必烈搞出了北方蒙贵人、汉贵人、金贵人联合体，和阿里不哥争汗位。第二个根基就是南下消灭了南宋，建立了大一统王朝。
朱元璋一席话语，可谓是精准的命中了北元朝廷的痛脚，意思是北元这小朝廷还不如南宋，这一席话语既乳了元，也乳了宋，主要还是乳元。
翻译翻译就是，这北元小朝廷还不如一坨屎。
但是从当时的大明和北元小朝廷的反应来看，即便是北元都快被打散架了，在共同的认知里，南宋也是弟中弟，是那一坨屎。
所以于谦把两宋的官营专营当做历史教训拿出来所，是合乎情理的，当年朱元璋在洪武年间废除了十八官厂，也是想着与民修养生息。
一斤在大明只要六枚飞钱的水洗煤，在两宋的时候，需要两百文一斤，柴米油盐，柴字当头，可见当时民生多么苦楚。
除了粪霸、卖官田、坊郭户的屋税等等之外，宋朝的税赋重要来源之一，是酒托。
两宋的酒是专卖的，并不是禁酒，而是禁止酒出现在市集，所有的酒肆都是南宋朝廷的买卖，为了卖酒，专门形成了两宋的一种特殊工种，酒妓。
是所谓：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搛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一个酒肆豢养数十位酒妓，个个都是容貌昳丽，身段丰饶，琴棋书画各有所长，而一名酒妓的销售额一年能达到近百两银子。
比如苏东坡身边的“眼若晨曦，脸似春园”的王朝云，就是酒妓出身。
仅仅依靠酒妓当垆卖酒，在宋真宗天禧年间，一年酒税就超过了一千万贯的财政收入，占整个朝廷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
在发财这件事上，即便是朱祁钰也只能伸出大拇指给两宋的肉食者们，他远不及也。
“大明不会的。”朱祁钰首先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大明压根就没有那个基础。
于谦是百官之首，是执牛耳者，他自己问，其实是大明朝臣们心中的疑问。
一来是祖宗成法，圣明神武的高皇帝取消了官厂，而当今陛下又恢复了，即便是有胡尚书高呼开辟之举，但依旧是有许多朝臣心里犯嘀咕。
二来这种官办专营，必然会走向僵化和臃肿，到时候一匹棉布的成本会居高不下，最终为了让官厂走下去，必然会出现一系列政策，来保障官厂的顺利运行，最后就变成了大明最不愿意成为的样子，两宋模样。
朱祁钰重重的叹了口气说道：“不是朕笑话咱大明的士大夫们，他们要是能有搞出两宋专营那等本事，朕也就能歇歇了。”
“咱大明有三种专营，盐铁茶，铁在官厂被废除之后，形同虚设，再无明令。”
“还有这茶禁，早在永乐年间，太宗文皇帝就批了不设茶禁，取消了巡茶御史，以十分为率，六分听其货卖，四分验收入官。官办转为民办，只在钞关抽分。”
“还有这个盐引，被咱们大明经营成何等模样了？还用咱展开说吗？”
“咱们的窝本就是朝廷发的盐引，居然和私盐贩子的盐引，打的有来有回。私盐贩子的盐引，比咱朝廷的盐引还要坚挺，能够兑付。”
朱祁钰说起大明赚钱能力就头疼，就大明的基因里，就没有赚钱的这个基因，临到了大明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穷死。
科层制官僚，还担心大明的官营会不会变成两宋，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再做那个美梦也不迟。
“那倒也是。”于谦明白陛下说的话，大明群臣的确是有点杞人忧天，庸人自扰了。
但凡大明发财的本事，有陛下的十分之一，大明朝廷也不用每年都去内帑拆借了，搞得内帑的太监们，整日里用鼻孔看人。
“于少保还有担心吗？”朱祁钰喝了口茶，润了润嗓子问道。
第七百五十二章 既要又要的道长困境
大明在财税这块实在是废物中的废物。
如果说是社会总是螺旋上升的，生产力在不断的提高，两宋搞的天怒人怨，从宋真宗开始，两宋岁入六千多万贯，大明一年正赋折银后不足两千万两白银。
社会螺旋上升，而大明的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
而鞑清朝末年因为诸多原因，比如清查关税、对内剧烈朘剥、搞土药经济等等，从光绪十一年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从八千万两飙升到了两亿九千万两，将近三亿两白银。
这就是鞑清在最后几年的恐怖税收能力，在顶着巨额助军旅之费的战争赔款中，进行了洋务运动、兴建了北洋水师，还给老妖婆修了个院子。
鞑清用最后的时光，体现了什么叫封建帝制的落后和对百姓的残酷朘剥。
鞑清灭亡，直接原因是小站练兵把自己直接练没了，袁世凯举着刀让清廷逊位，而溥仪成为了最后一位逊帝。
而根本原因很多，朱祁钰认为其中绝对有一个原因是先天绝症——无法弥合的旗人与汉人之间的矛盾。
因为天平天国运动，汉人的军事实力和财政能力得到了巨幅提升，引起了旗贵人的高度警惕。
旗贵人在太平天国之后，设立了财政局，收回了各省的财权，禁止地方借外债和任何外资在地方的投资，而旗贵人自己在外大量发行国债，出售矿山铁路资产、出售洋务运动官办厂股份等等。
而后旗贵人以建立新军为由，大规模解散了各地不符合新标的汉人绿营，比如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淮军，从近二十万人锐减到了一百零五营，五万人。
说是要君主立宪，旗贵人搞了一个全旗人内阁，汉臣比例，比之之前历代鞑清的军机处还要低，乾隆看了都要直呼亡国。
在鞑清朝崩解的那一天，遍地都是军阀，是因为旗贵人在不当人这件事上，确实不是人了。
相比较之下，大明弄钱的办法就显得有些寒酸了，既要面子又要里子。
最典型的就是嘉靖皇帝用严嵩，最后就搞成了想要银子就要用严嵩，但是用严嵩就是贪腐横行、吏治败坏、毁坏根基，最终的结果就是钱也没捞到，吏治也彻底败坏。
这就是大明财税的困境，大约可以简称为：既要又要的道长困境。
大明是没办法经营好官办专卖垄断的，襄王殿下将柴米油盐加入官办，而不是专卖，目的是为了推行供销官铺。
于谦其实还有第三个担忧，对大明的国家之制，他有着极其深入的思考。
有很多问题于谦都有办法解决，比如集体的盥洗房和入厕；比如大明朝过去发饷困境，就可以用提前发饷事后追偿；比如大明军备配给，每人一枚白水蛋。
在景泰元年以前，大明的军备配给，每名士兵每日一个鸡蛋配额，从炒鸡蛋、蛋花汤，变成了一颗白水蛋，就是水煮蛋。
因为白水蛋可以量化，而炒鸡蛋和蛋花汤不可以。
在大明军备配给改革中，类似的灰色地带，都在于谦手中被一一祛除，也就是说柳溥哪怕当年回到了京师，他也没办法再通过类似夹袄弄几十万两银子。
同样柳溥无法渗透到陛下的身边，因为在他刚开始渗透的时候，大明皇帝就把他砍了。
时至今日，朱祁钰仍然没能找到一个胆敢触碰【想要知道皇帝吃几碗饭】的忤逆臣子祭刀，也是大皇帝的一大遗憾了。
钓鱼老是钓不到的苦恼，又有几人能懂？
于谦从袖子里拿出了一本奏疏，递给了兴安，俯首说道：“陛下，臣最后一个担忧。”
朱祁钰打开了奏疏，郑重的看了起来，他面色沉重的合上了奏疏说道：“于少保费心了。”
为了大明殚精竭虑的于少保，再次耗费了大量的心力，送到了陛下面前一份极其沉重的奏疏。
对于于谦而言，任何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的问题，对他而言，都是轻松的，不需要耗费心力的，只有无法通过行政手段化解的问题，才会面呈陛下。
这份厚重的奏疏中，是大明银庄的一份清单，共计三百七十八人，在大明银庄的储蓄超过了三百零七十万两白银。
而大明银庄的总储蓄量不过三千七百万银币。
这份奏疏的内容决计不是具体的数字，而是其比例，在大明银庄储蓄的商贾大约有四万人。
也就是说，根据大明银庄的储蓄，可以管中窥豹，仅在大明银庄的样本而言，大明1％的人掌握了大明超过10％的财富，2％的人掌控了大明超过58％的财富。
这才是于谦这份奏疏的沉重之处，因为大明银庄宝源局的纳储主要集中在商贾和遮奢户上，如果放眼整个大明，再加上掌控的优质生产资料也就是优质资产而言，贫富差距的比例会更加恐怖。
于谦面色沉重的说道：“陛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而且很可能，日后，贫者越贫，富者越富，指望富者的良心，显而易见，是靠不住的。”
修文远以来之道，是孔夫子基于不患寡而患不均得到的一个政治思想，均并非单纯指均分，而是各得其分，安谓曰上下而安。
来都来了，这个俗语，也是基于如此逻辑。
即便是已经腐朽的儒学士，臭老九，也知道分配不均的结果是天下不安。
朱祁钰沉默了许久了片刻说道：“我们暂且把劳保局撑下去，让农夫、工匠劳有所得，才是眼下该做的事儿，至于其他的，朕也只能寄希望于大同世界了。”
“一个生产力极高的世界里，物质资源高度充沛，那就没必要分配了。”
朱祁钰第一次对于谦描述了他想象的大同世界，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道之世相同，文化昌盛人人有德，人人敬老爱幼，物质资源丰富到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翰林院的翰林们，总是在不停的造梦，创造着他们心中的大同世界和理想国，甚至可以说是地上神国。
而大明的主事的事务官，比如于谦、江渊、俞士悦等大明师爷们，包括大明皇帝，都很少做梦，而是活在现实里，解决一个又一个的现实的问题。
只是偶尔抬起头的时候，看着似乎近在咫尺的理想国，感慨一声，道阻且长，继续埋头苦干。
大明就是如此。